习式经济战略“渐入佳境”
刘 瑞
习式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习近平经济战略分成了两个部分。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只有工业化而无城镇化的课，同时也是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之中。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全面和全新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理念和路径，涉及范围十分广阔，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城市住房建设与供给、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因而，国家虽然在2014年6月就公布了总体规划，但是半年多过去并没有全面实施的迹象，反而是选定了64个城镇作为试点样板。显然，规划先行，谨慎推进，综合配套，是这个战略的特点。未来，如果按照每年至少提升1%的城镇人口比率推进城镇化战略计算，从目前53%的城镇化水平提升到目前发达国家75%的水平，30年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无疑将长期扮演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带动引擎的角色。
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属两个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在此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放打造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发达经济区。这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分别促进了三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本属沿海开放区域的京津冀区域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优势，明显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差距。在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讲话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迅速形成共识，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步骤加快。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或许将打造出世界最大体量的首都经济圈，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亮点。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对长三角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个深度开发构想，以上海经济圈（苏锡杭）为引擎，沿世界最长河流之一逆流而上，向中国经济腹地辐射，将流域内十一个省市区域经济联动起来，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贯通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战略的综合效益十分突出，体现了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绿色环保的原则。
习式国外经济战略更加创新、更加大胆，“一带一路”倡议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
习近平的国外经济战略具有更加创新、更加大胆的特色。这就是所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一带一路”倡议。概括起来，这个战略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加强沿中国古代交往线路上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和友谊关系来实现中国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内外联动，互联互通；政府引导，市场为主；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已经采取的重大步骤有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建立与沿线各国的自贸区，推行人民币清算业务等。
“一带一路”倡议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而且不能把这个战略仅仅理解为是外向型战略。在不久的时间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这个战略体现了如下的基本战略意图：首先，该战略意图将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统筹纳入进来；其次，该战略意图把与中国存在过传统历史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连接在一起；再次，该战略意图是适应中国重新崛起的客观现实而首次作出的主动外向性选择。
习近平对当下中国所处战略态势的独到分析，就是目前普遍议论的“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时代战略态势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战略目标。时隔差不多两年，习近平才有了对当下中国所处战略态势的独到分析和表述，这就是目前普遍议论的“经济新常态”。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笔者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内容，一方面是每一句话都非常精炼地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来战略态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想指出这些战略态势判断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已经能够观察得到的趋势和主观上推测成分居多的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说，对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阶段作划分是经济史学家的专长，阶段划分严格依循科学标准和事后数据分析。但是历史不允许战略家等待，等待就意味着错失良机，就会贻害事业。这样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会使得当下的战略态势分析具有一定主观性和风险性。
就消费、投资、对外经贸和产能方面看，过去十年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和客观存在的，众多的研究和统计数据已经表明了这四个领域出现的新变化；生产要素优势、市场竞争特点和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三个方面，在近期3-5年开始出现一般趋势和客观存在；但是有的趋势尚不突出和普遍，如统一市场的竞争依然没有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如此之大，可能长期都将处于局部市场与全国市场两个市场并存的格局之中，聪明的市场主体会利用这个差异化格局的存在获得比较收益，这正是中国市场迷人之处。既然承认差异化竞争是未来趋势，又为何一定要强求全国市场统一呢？再有，经济风险在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只是这种经济风险被察觉到被预防时，风险度才会大大降低。相反，真正的经济风险来自于全然不知和毫无防范。那么，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风险究竟是在哪里，以及规模有多大？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
总之，关于未来中国经济所处的战略期态势判断应当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权威定调的。陈云同志曾经指出，在大的问题及形势判断上，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交换、比较、反复。就重要性而言，对战略态势作出理性判断，比制定和推行一项战略举措要难度更大，影响面也更大，因此需要反复观察分析和提炼。对新常态的讨论以至于争议，都是积极的和必要的。对战略态势认识分析越深入、越清晰，就越能在战略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习式经济战略是一个逐渐形成、“渐入佳境”的过程
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之下，一国的经济需要有理性而又有效的战略来引领发展，这是中外经济发展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做战略思考和制定发展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在历史上就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智慧和精神。深切了解中国智慧的美国战略学者基辛格对此深有体会：“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宫廷盛典，而是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谋略。”他特意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形象地比较了中西战略思维差异：国际象棋的战略思维是决战决胜，目标是全胜，或者在双方均无希望取胜的情况下握手言和；而中国围棋的战略思维是持久战，目标是积小胜而取战略包围优势。基辛格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应该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伊始，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这个目标阐述，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内容，另一方面把实现个人利益的内容突出出来。中国梦包含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内容，使得“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更加平民化、通俗化。然而，在国家富强的含义方面，习近平的战略目标又深化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21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百年（2049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两个百年的目标比起中国梦要更明确、更具可观察性。
目前看，习式经济战略已“渐入佳境”，其战略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那些原则，补充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队、党六个建设及其坚持改革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战略目标是分别在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战略重点是新型城镇化，以及早已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步骤依然为10年一个台阶向前推进；战略措施和手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自贸实验区、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按照对战略范式和类型的划分，习近平的经济战略还是带有赶超型的，但是已经向均衡范式靠拢。从根本意义上说，在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化强国梦之前，赶超型战略是一种常态。
（转自《人民论坛》2015年3月下，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
矢志转型 凝神实干
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江阴
——在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铁根
（2015年8月17日）
同志们：
这次市委全体（扩大）会议，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转型提升发展克难攻坚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委和无锡市委全会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研判当前形势，部署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矢志转型、凝神实干，不断加大转型提升可持续发展力度，全力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阴、再创改革发展新辉煌奠定坚实基础。下面，我根据市委常委会讨论的意见，讲四个问题。
一、直面挑战，积极作为，取得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
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和多重叠加的矛盾困难，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四个提升”“五个统筹”的总要求，咬定发展不放松，克难前行不退缩，千方百计稳增长、促转型、抓改革、惠民生，全市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各项事业协调并进的良好态势，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
1、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全市经济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04.66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6.8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2亿元、工业投入221.6亿元，分别增长7.4%、10.1%、13.6%和13.5%；实现到位注册外资6.91亿美元、自营出口62.3亿美元，分别增长28.5%和2.5%；服务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7.8%和9.8%，主要经济指标基本实现“双过半”，增速在无锡名列前茅，也好于周边同类地区。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余额分别达到3170.2亿元和2406.4亿元，增长8%和2.1%。完成“三资”投农6亿元，夏粮喜获“十二连增”。
2、城乡建设有序推进。全面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大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扎实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城乡面貌逐步展现新气象。重点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沿江区域道路绿化、鹅鼻嘴公园景观改造、芙蓉湖公园建设全面完成，中山路南延段等项目竣工收尾，虹桥路南延段、应天河风光带二期等项目加快推进。锡澄运河“五改三”、渡口迁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进入扫尾阶段，锡澄高速花山互通、新沟河延伸拓浚等工程进展顺利。全市完成拆迁60万平方米，新建成安置房115万平方米，4000余户超期未安置被拆迁户得到妥善安置。
3、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坚持民生环保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半年，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新突破，热电整合强势推进，云亭、红柳2家热电企业实现关停，重点电力、钢铁企业加快提标改造，全市淘汰燃煤锅炉50台，城市空气优良率上升至63%，比去年同期提高7.8个百分点。大力开展水环境整治，严格印染企业监管，锡澄运河、张家港河等重点河道治理工作有序展开。持续加大环保基础设施投入，绮山应急备用水源地、秦望山产业园启动建设，全市供水、供热、供气、环卫、治污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市域生态补偿机制初步构建。新增造林绿化2875亩。
4、改革创新稳步实施。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委决策部署，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上半年，积极稳妥开展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编制完成并正式公布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完成“一办三中心”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工作加快推进。临港开发区行政体制不断优化，区镇一体化、一区多园、街道实体化改革稳步实施。扩权强镇改革深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稳步实施。市镇两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推进。
5、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大力推进以十件实事为重点的各项民生工程。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稳定、创业氛围浓厚，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5747元、13438元，增长7.9%和9%。社保扩面稳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标准调整提高到位。市医疗中心、第一初中易地新建、二中改扩建等民生工程加快建设。高考质量稳步提升，本一、本二上线率明显提高，在无锡名列前茅。全民健身广泛开展，全市科技、文化、卫生、广电、养老、计生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信访稳定工作扎实有效，平安法治工作稳步推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6、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广泛开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活动。持续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项整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全面展开。深入实施干部“墩苗培养”“321培训”等计划，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断完善。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推动作风监督检查常态化。人大、政协职能作用充分发挥，统战、人武、法院、检察、群团、双拥、老干部、老龄、对口援建等各项工作也取得新进展。
成绩令人鼓舞，收获饱含艰辛。回顾半年多来的工作，各级各部门及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齐心协力、勇挑重担，广大企业及员工迎难而上、矢志发展，承受了更大压力，付出了更多辛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中共江阴市委，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步子不快；部分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加剧、风险加大，社会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从源头上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亟待加强；少数党员干部担当精神、创新意识和实干作风还需增强。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二、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努力实现经济稳增长和转型提升发展
发展是时代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不能变，发展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不能变；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勾画了“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蓝图，其中“经济强”放在了第一位，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就江阴而言，我们要看到，江阴在全国能有今天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无不得益于始终咬住发展不放松；江阴未来的前途、地位和出路，更是取决于能否高扬科学发展大旗不动摇。特别是当前，无论是多重叠加的矛盾困难、相对趋缓的发展速度、日显乏力的增长后劲，还是标兵更远、追兵将至的激烈区域竞争，都要求江阴的发展松不得、慢不起，都时刻警醒着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真正把发展作为首要职责、紧迫任务，真正靠发展去解决问题、靠发展去赢得未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江阴有强大的综合实力、雄厚的产业基础，有矢志发展、激情创业的优秀企业家，有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有热爱家乡、自强不息的百万人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加快发展的信心所在、动力所在、底气所在。只要我们把发展的大旗举得更高，把发展的氛围造得更浓，把发展的举措抓得更实，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以经济稳增长和转型提升发展的新成效，推动江阴各项事业开辟新境界、攀上新高峰。
实现经济稳增长和转型提升发展，需要系统谋划、科学施策，准确把握“五个关系”：一是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稳增长是调结构的前提和目标，只有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调结构才有回旋空间，才能收放自如；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途径和支撑，只有产业结构更轻更优更强，经济增长才能更有质量、更具效益、更可持续。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要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既不脱离稳增长去调结构，也不为了稳增长而放慢调结构，以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互促并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确保江阴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就江阴而言，传统产业是主力军、主税源，新兴产业是增长点、爆发点，两者同样重要、不能偏废。我们既要立足传统产业，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加强战略合作、兼并重组，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让“老树开出新花”；又要紧紧抓住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良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做大总量规模，做强产业集群，让“新芽长成大树”，以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双轮驱动”，助推产业结构迈向高端。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完备的制造业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服务业发展也助推制造业的转型和提升。我们要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加快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亮点，拓展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促进服务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制造业是江阴的立市之本、优势所在，推动江阴经济转型提升，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要坚持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引领，积极抢抓“互联网+”战略机遇，全面对接“中国制造2025”，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调轻调优调强。四是创新驱动和投资拉动的关系。创新是县域发展的不竭动力，投资同样是转型提升的强劲引擎。从一定意义上讲，增量投入的大小、优质项目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江阴发展的快慢、创新的快慢、转型的快慢。我们要一手抓创新驱动，以企业为主体，整合创新资源，推动万众创新，加快实现从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从生产制造向科技创造的根本转变；一手抓投资拉动，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改扩能，加大重特大项目的招引力度，以优质的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调整，促进结构优化，加速转型提升。五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面对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困难，我们既要重视招商引资、项目投入、要素配置等经济因素，也要重视体制机制、精神状态、发展氛围等非经济因素，大力弘扬“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江阴精神，充分激发全市党员干部、广大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创新创业的激情，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步转化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提升发展的强大力量，推动江阴的各项事业不断向前。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实现经济稳增长和转型提升发展，要重点做好三项工作：
千方百计稳增长。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是中央、省委和无锡市委的明确要求，也是江阴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把稳增长作为当务之急，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积极作为、精准施策，深挖增长潜力，厚植发展优势。要抢抓市场稳增长。积极引导企业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鼓励企业以多样化、个性化、优质化的新品精品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确保传统市场比重不减少、新兴市场份额有提高。坚持内需外需两手齐抓，政企联手建设出口基地、搭建商务平台、组织各类展会、用好外贸政策，有效推动外贸出口更快发展。要服务企业稳增长。要把政企同心、共克时艰作为政府天职，深入开展“三走进三服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化解资金、用电、用工等难题，用实际行动为企业排忧解难、鼓劲加油。金融机构要牢固确立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千方百计对上争取指标、对下扩大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确保信贷增量高于上半年、信贷服务优于周边。要防控风险稳增长。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工业品价格走低、国际重要经济体货币贬值、货币汇率波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全力加强政银企三方合作，健全预警机制，完善互助平台，狠抓风险化解，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确保江阴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经济金融风险。
全力以赴调结构。当前经济发展的低迷，客观上对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形成了倒逼、提供了机遇，要不失时机调结构，为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要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方向。紧紧围绕构建以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高效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发展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成功迈进。要以壮大主导产业为着力点。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要切实增强主导产业发展意识，围绕新材料、装备制造、纺织服装、新能源、微电子、生物医药六大主导产业，明确发展规划，构筑平台载体，推动企业集聚，打造产业集群，通过主导产业的壮大提升，推动江阴的产业能级和综合竞争力跃上新台阶。要以猛攻项目投入为主抓手。始终把项目投入作为助推经济转型提升的支撑点，坚持一二三产业齐抓，加快招引落地一批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先进制造业项目，现代物流、研发设计、高端商务、特色旅游等重大服务业项目，互联网经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兴业态项目，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项目。要充分发挥本土企业规模实力强、发展意愿强的优势，引导更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等形式，催生、培育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完善重大项目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健全领导干部挂钩责任制，继续开展项目现场观摩，加大协调推进力度，全力推动华泰汽车自动变速器、中芯国际集成芯片、普洛斯工业物流、中节能工业地产等项目早投产、早见效，紧盯兴澄钢板深加工、华泰汽车整车及发动机、中建材薄膜太阳能基地、中能LNG等重大项目，争取早落户、早落地，真正以一批重大项目的开花结果，为即期稳增长、长远增后劲注入强劲动力。
增强合力促转型。当前，一些板块增速下滑、财税吃紧，不少企业订单减少、效益下降，宏观形势严峻、外部市场低迷是重要原因，但更本质的，是转型力度不大、提升速度不快、创新能力不强。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载体支撑”的理念，把加快转型作为新常态下政府的重要任务、企业的唯一出路，合力增创江阴经济转型新优势。要加快政府组织经济工作方式转型。当前，地方政府组织经济工作的方式是否科学有效，仍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我们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能做了大量工作，但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服务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简政放权后的松绑作用体现得还不够明显，这对我们在新常态下组织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坚持强化政策引导、深化政府服务、优化考核激励“三策并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搭建各种公共服务平台，切实提高各项经济政策的“精准度”和“含金量”，为企业发展、企业家创业营造最优环境。要加快企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要把扶持企业转型作为最鲜明的发展导向，在大力推动广大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人才引育、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的基础上，重点引导企业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进生产经营模式从以产品制造为核心，向提供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加快推进企业智能化，大力引进智能装备、开发智能产品、建设智能车间、打造智慧工厂，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企业资产证券化，把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策略，始终保持资产结构的最优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力争年内全市各类创投基金规模突破60亿元，2家企业境内外主板上市、8家企业“新三板”挂牌。要加快载体平台功能转型。只有载体优、平台高、功能强，转型发展才能有依托、转得好。要切实做强园区载体。三大园区是转型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要围绕做优功能、做强品牌、做大贡献的目标，不断完善产业规划、加大项目招引、促进产业集聚、加快产城融合。高新区要充分发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环境优势，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新兴服务业、科技科研、人才集聚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加快青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招引落户、开工建设。临港开发区要在争创国家级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打造专业特色园区的同时，招引一批科技前沿、产业高端、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靖江园区要在沿江资源整合、基础设施及配套完善、强化服务功能上下功夫。各镇街工业集中区要按照集约化特色化的要求，通过引进项目、优化产业、完善配套、提升功能，尽快实现提档升级，助推镇街转型发展。要加快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对当前培育新的增长点、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而且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发展新动能的根本之策。要充分发挥现有“三创”载体、科技服务平台、企业研发中心、创业孵化基地和各类协会商会的作用，充分放大江阴创业文化深厚、社会资本雄厚的优势，加快打造创客驿站、创新工场等一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众创孵化平台，加速集聚一批以企业创二代、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高校院所科技人员等为重点的创新创业主体，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成效，推动经济转型实现新突破。
三、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做好下半年工作，对于“十二五”收好官、“十三五”开好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市上下要在努力实现经济稳增长和转型提升发展的同时，进一步理清思路、突出重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统筹推进城市、生态、民生、社会等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全力推进城乡建设新突破。今年是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起步之年。能否快出形象、出好形象，事关工作成败，事关群众福祉，事关城乡发展。我们要在巩固上半年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快建设、抓整治、建机制、强管理，以重点工作的强攻突破，实现城乡面貌的明显提升。
加快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对年初排定的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各级各部门要逐一排查施工进度，全力抢抓三季度这个工程建设的黄金期，一着不让地强组织、上力量、促工期、保质量，迅速掀起城市建设新热潮。中心城区方面，要紧扣重点片区，强推工程建设。一江一河地区要加快中央景观大道二期、沿江江堤路二期、鲥鱼港公园二期等项目的拆迁和建设，不断展现“江阴外滩”的靓丽形象。南门地区要加快应天河风光带二期建设，加快澄星广场、九方城、南门印象商业广场、凤凰文化广场等高端商业综合体建设，打造城市新的商业圈。敔山湾地区要加快商业配套建设、市医疗中心建设，加快实现与中心城区的无缝对接。万达周边要加快腾空拆净，加快功能配套建设，打造城西发展新亮点。同时，要探索实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要围绕“对内畅通、对外联通”的目标，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争取力度。年内确保新锡澄运河通航、世纪大道通车、花山互通通行、南北渡口具备通渡条件，锡澄线大修工程完成总投资的40%；打通虹桥路南延段等城区断头路；加快研究确定城市快速交通体系规划，全力做好沿江城际铁路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加强盐泰锡宜城际铁路跟踪对接，加快江阴通用机场启动建设。水利基础设施方面，要在稳步实施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的同时，加快推进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和水系连通试点工程，针对近期洪涝灾害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推进镇村河道轮浚及防洪排涝改造工程，切实提高防汛能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势推进环境整治。大力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最基础的工程，也是对各级党委政府战斗力、执行力最直接的考验。要针对目前客观存在的整治氛围还不够浓、进展速度还不够快、工作成效还不够明显等问题，切实摒弃“等靠要”思想和畏难情绪，义无反顾、真抓实干，确保环境整治取得根本性成效。要突出重点、强攻突破。整治工作千头万绪，唯有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才能集中力量、有效突破。按照“七整七治三提升”的总体部署，城区要以“三改一拆”为重点，围绕老小区、背街小巷、城中村改造和违章建筑拆除，排查疑难杂症，逐个协调推进，确保年内完成改造城中村15个、老旧小区15个、背街小巷8个。在此基础上，要把城郊接合部作为重点区域，拆迁与整治双管齐下，加强人员管理，规范社会秩序，清洁环境卫生。农村要以“三清一绿”为重点，围绕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和村庄绿化，突出路边、河边、山边，扎实开展洁化、绿化、美化专项行动，加快健全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居点的生活污水微动力生态处理，加快治理河水污染问题，逐步落实河道清淤计划，确保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确保年内新增省级美丽乡村2个、生态村2个和无锡市村庄环境长效管理示范点50个。要完善机制、高效推进。职责明确、赏罚分明的体制机制，是确保创建整治工作落实到位、长效推进的根本保证。要重点健全完善“四大机制”，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责任机制，领导小组抓统筹、专项小组抓落实的推进机制，督促检查、整改落实的督查机制，以奖代补、奖惩结合的激励机制。无论是镇街、园区，还是村、社区，各个板块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要把辖区当成自己的家，以抓不好整治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使命感，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快出成效、造浓氛围。营造良好的氛围，要靠持续不断的宣传、节俭有效的活动，更要靠动真碰硬的整治、实实在在的成效。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确立节点意识和时序观念，对工作任务再分解、再落实、再细化，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专项整治，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整体推进，做到重点工作项目化、项目推进责任化、工作责任具体化，确保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重点、有进展、有成效，在全市城乡形成轰轰烈烈的强大声势、有声有色的浓厚氛围。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创建成果、整治成效的常态化、长效化，关键在科学管理、严格管理。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脏乱差”现象，作为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敢于突破常规、敢于动真碰硬。针对乱闯红灯、乱停车辆等交通秩序问题，要严格交通执勤、严管停车秩序、深挖停车资源；针对无证经营、占道设摊等市场秩序顽症，要加快改造农贸市场、取缔马路市场、疏导流动摊贩；针对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小区管理痼疾，要加快实施物管提标、强化物业费征收，使我们的城市管理在每个区域、每个时段都经得起检验。全市上下都要牢固树立“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理念，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支持城市管理、参与城市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志愿者服务的创新实施、“城市啄木鸟”平台的建成投用，让每一个江阴人都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监督者、管理者、受益者。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要积极抢抓国家适当放开地方政府融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难得机遇，适时适度加快拆迁和建设进程，为江阴城市可持续发展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要加快重点地块拆空腾净，确保全年完成拆迁150万平方米，其中城区51万平方米。要创新投融资体制，积极实施PPP模式，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要加大重点地块的推介力度，对成熟区块要强攻挂牌出让，对城区存量土地要加大盘活力度，更好拓展发展空间。要探索多元化灵活安置，在公平、公正、公开分好安置房的同时，不断完善安置政策，引导货币安置、现房回购安置，鼓励市场化安置，探索跨区域安置，加快拆迁安置进程，让被拆迁群众多得益。
2、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急功近利。要把优生态与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促和谐有机结合起来，下大力气解决好制约江阴可持续发展和影响百姓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建设的实际成果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着力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强化源头管控，严把准入门槛，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持续推进热电热网整合工作，确保年内6家热电企业关停整合到位，加快燃煤锅炉淘汰步伐，确保年内淘汰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200台，进一步降低煤炭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继续加大对小化工、小印染、小电镀等的专项整治力度，持续淘汰落后产能，确保年内关停“三高两低”企业50家。
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专项治理。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环保大检查的各项部署，突出治水、治气两大重点，围绕水污染、大气雾霾两大突出问题，强化倒逼机制，加大综合整治。水环境整治上，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江苏省“水十条”要求，扎实推动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三污同治”，深入开展城乡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和重点断面达标治理，通过切断污染源、清淤疏浚、水系沟通、调水引流等举措，加快消灭城乡黑臭河道，确保区域水质大幅改善。大气污染防治上，要扎实推进新一轮“蓝天工程”，抓紧落实今年排定的重点治理项目，集中力量推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和城乡面源五大领域治理，深入推进工业废气治理、机动车污染及工地扬尘防治、秸秆禁烧等工作，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着力优化环保基础设施。继续深入实施安全供水、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生态绿化等“五网共建”，不断提高环保基础设施承载力和使用效益。要加快推进绮山应急备用水源地建设，全面启动农村老旧供水管网改造，确保城乡供水安全。要扎实开展城乡污水主次管网的环通连接，加快农村生活污水纳管进程，提高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管水平，确保年内城区、集镇区污水主干管网全覆盖，完成50个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要明确责任分工，强力推进秦望山产业园建设，不断提升各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消除“垃圾围城”隐患。
着力完善环境保护机制。坚持将生态建设的成效作为衡量发展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建立环境保护经济激励机制，完善环保信用等级评定，深化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环保体制改革，推动环境保护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要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紧盯偷排偷放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促进污染持续下降、生态持续改善。
3、持续增强民生改善的获得感。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在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感、幸福感上下功夫，准确把握促发展和惠民生的结合点，每年都能办成一些让群众真正得益受惠的实事好事，不断增进百姓民生福祉。
不断健全民生保障。增加收入上，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居民增收长效机制，拓宽就业、创业、投资等增收渠道，要以江阴籍高校毕业生、被征地农民和困难家庭为重点，全面推进全员实名制就业管理，建立失业预警机制，优化就业帮扶政策，实施创业引领计划，完成大学生创业园项目入驻和二期建设，让城乡居民在创业就业中持续增收。社会保障上，启动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持续推进社保扩面，巩固新农合基本医保、大病救助、商业补充保险“三位一体”医疗保障体系，启动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救助帮扶上，要把扶持经济薄弱村、救助贫困户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村级增收长效机制，优化经济薄弱村帮扶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精准化的扶贫帮困机制，让每一个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及时必要救助。
积极发展民生事业。按照覆盖全市、惠及全民的目标，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教育上，加快新澄江中心小学、江阴中专改扩建等项目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和素质，促进城乡、校际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年内在全省率先建成教育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卫生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有序推进存量公立医院转制，不断提升全市医疗服务水平。文化上，持续深入开展“五送”文化下乡、市民文化周等群众文化活动，巩固提高“书香江阴”成果，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水平。体育上，深入实施体育“三进校园”工程，全面完成1000个健身点规范整治，大力推进学生“人人学会游泳”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养老上，加快实施云亭、顾山等镇街养老项目建设，深化养老机构公办民营改革，提升居家养老援助服务水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4、积极开创社会和谐稳定新局面。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安定，是支撑社会和谐的基石。要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方向，以打造全省社会治理创新引领区和平安法治建设示范区为目标，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确保江阴安定有序、和谐稳定。
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更好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知识分子代表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按照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总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开创新形势下江阴群团工作的新局面。
不断加强法治江阴建设。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第一年，要围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三大重点，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快编制行政执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切实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全力筑牢公平正义防线；全面完成“六五”普法工作，切实增强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不断加强平安江阴建设。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重点抓好“五加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完善防控体系，持续优化治安环境；加强安全管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严防生产、交通、消防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加强防汛抗洪和防灾减灾工作，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建成投运食品安全检测中心，严惩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为群众创造放心的消费环境；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综治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行村、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努力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四、积极策应国家战略，借力乘势推动江阴发展更上一层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这些重大战略给江阴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我们要切实增强战略意识、机遇意识，主动对接、积极抢抓，在深挖战略红利中不断增创江阴发展新优势。
1、着力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破解我市发展瓶颈、加快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新区要根据《关于大力推进江阴高新区加快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实施意见》，按照建成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核心区的要求，加快规划建设滨江科技城，加快打造特钢新材料及金属制品、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现代服务业3个千亿级和微电子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医疗2个五百亿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努力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和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要充分发挥滨江科技城的核心载体作用、龙头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全市各开放园区、各镇街的科技创新，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在全市域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和高效组合，促进科技创新分工协作、错位融合，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效应，全面提升江阴的区域创新能力。
2、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央着眼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们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开放水平提供了难得机遇和广阔舞台。我们要找准定位、全面融入，抓紧落实推进《江阴市实施长江经济带建设和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要引导我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企业，通过投资设厂、并购合作、承包工程项目、承揽系统集成业务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合作，加快江阴企业“走出去”步伐；要把沿线国家地区的进口需求与我市的产业转型提升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经贸合作，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市场份额，打造新的出口增长点；要与沿线国家地区在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友好交流合作，以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互动并进，不断提升江阴的经济国际化、城市国际化水平。
3、加快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一次长江沿线各城市未来竞争力、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大洗牌。要充分发挥江阴港口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便利、区域发展领先的优势，更加凸显综合交通功能，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节点城市。特别是三大开放园区，都在沿江地区，更要主动做好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这篇大文章。高新区要依托沿江国家新材料产业带的集群优势，加快发展金属新材料、光电子通信材料等产业，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国际并购、合作步伐，增强创新能力，抢占行业制高点，推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临港开发区要围绕现代物流、金属新材料、新能源、机械装备、石化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以项目集中、企业集聚、产业集群打造临港产业强区；加快提升港口功能，主动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整合岸线资源，深化港口合作，完善集疏运体系，深化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实现通关一体化，切实增强港口的辐射集散功能。靖江园区要围绕建成全省联动开发先导区实验区示范区的总目标，突出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功能配套等关键抓手，强化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壮大提升船舶制造、钢构加工、车船零部件、机械装备等主导产业，不断深化联动发展机制，整合利用优势资源，加快跨江产业发展融合。
4、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国家重大战略，影响的不仅是江阴当前发展，更是长远未来。我们要把积极策应国家战略，贯穿江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全过程，在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同时，精心谋划江阴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把“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和阶段特征分析透，把基本走势和机遇挑战搞明白，把前进方向和发展目标理清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以建设新江阴、再创新辉煌为目标，以经济转型提升可持续发展为关键，以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为底线，主动对接中央、省市“十三五”规划及重大国家战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认真谋划落实一批对发展全局带动性、支撑性强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大产业项目，使规划更加符合上级精神、体现时代特征、契合江阴实际。
现在，全年时间已过大半，剩下的四个多月，我们既要决胜全年度、收官“十二五”，还要谋划好“十三五”，工作的任务更重，面临的挑战更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领导智慧和战斗意志提出的要求也更高。我们每一个板块、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条线都要立足于“快”，雷厉风行、立说立行。任何一项工作，只要定下来了，就要毫不动摇、千方百计地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山河依旧、面貌不改，那就是渎职、失职。我们要牢固树立“无功就是过”的思想观念，以对党的事业、对江阴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正把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把快节奏落实到每一件工作推进中，把高效率体现在每一项发展举措上，把高效能展现在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上，能快则快，能超则超，以更快的速度保持工作强度、增强推进力度、加快赶超进度。要立足于“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过程控制，细化责任落实，对每一个指标、每一项任务，都要挂图式作战、打表式推进、拉网式检查，层层分解任务，层层传递压力，逐周逐月问效，逐事逐项问责，形成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推进局面，确保各项工作高开高走、一路快走。要立足于“好”，干出业绩、抓出成效。全市上下要迅速掀起比学赶超的热潮，在招商引资中比实绩，在项目建设上比质效，在财政增收上比贡献，在提升发展上比成果，上半年任务完成较好的要快马加鞭、多作贡献；完成有落额的要查漏补缺、奋起直追，以一件件工作的高效推进、一项项指标的顺利实现、一个个任务的圆满完成，夺取全年工作、全局工作的新胜利。
同志们，担当成就伟业，实干创造未来，做好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在省委、无锡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创新实干、攻坚克难，以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十二五”的圆满收官，为建设新江阴、再创新辉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一轮信息化浪潮中的机遇与作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答《学习时报》记者问
编者按：当前，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重塑信息产业生态链，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拉开新产业革命的序幕。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借势而上，在新一轮信息化浪潮中有所作为，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记者：邬院士，您好！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提出，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将进入“后摩尔时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为何有这样的判断？
邬贺铨：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自1959年集成电路发明以来，几乎每18个月单位面积的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就能加倍，这一发展速度被称为摩尔定律。经过发展，到2013年，一个CPU芯片上的晶体管数已多达40亿个。由于集成电路的迅猛发展，三十年来CPU性能提高了一百万倍，而内存和硬盘价格持续大幅下降。但是，硅片的漏电使得光刻的线条很难做得更窄了，半导体技术已经逐渐逼近硅工艺尺寸极限。前几年英特尔公司做了技术改进，使得工艺上可以做到40纳米，但是继续缩小尺寸，发现功耗太大了。而且越往后做，成本越高，很难继续下去。未来集成电路将进入“后摩尔时代”，即期待在材料和工艺上有革命性的突破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发展速度。现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的崛起，反映了对计算能力不受限、通信终端不受限、通信地点不受限的愿望，促进了网络和业务的宽带化、智能化和泛在化，对“后摩尔时代”有更迫切的期待。目前，成熟的商用芯片线宽的最好水平，国外是22纳米，我国是40纳米，还相差两代。线宽每缩窄0.7倍，集成电路代工线的投资要增加1.5倍，22或20纳米生产线的投资就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这既是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的产业。2014年我国设立了集成电路发展基金，将加快集成电路的创新，可以预期我国在“后摩尔时代”的成长空间将更大。
记者：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重视依靠科技发展经济，信息技术的高增长性、带动性和低碳性以及在非传统安全中的重要角色更显突出，信息技术被寄予厚望。您怎么看待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战略价值？
邬贺铨：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含电子产品制造与软件及电信服务）在不少国家已经举足轻重。比如，1995—2007年美国GDP增长的25%由信息产业所贡献，1991—2011年美国信息产业的增加值占到全部制造业的1/3。2010年欧盟信息产业占GDP比重的为4.38%，英国为5.85%，瑞典为6.4%。日本2003-2008年信息产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34%，2008年信息产业规模占全部产业的9.6%，为第一大产业。中国近十年此值在5% ~7.5%之间，2013年为6.9%，中国信息产品出口占我国外贸35.3%，对全国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51.1%。我们必须正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经济支撑意义，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其促进就业作用，为我国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信息通信技术支撑节能降耗。在电网、建筑、物流、汽车等行业，应用信息技术将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和提高能源转换效率，按照《SMART2020》报告，信息技术的使用所贡献的节能效果是信息技术产品自身耗能的五倍，可以减少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的15%。经计算，2011年通过淘宝网进行的交易相比传统模式减少了235.8万吨标准煤的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我国推动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显著的战略价值。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国际标准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也是国际专利竞争最集中的领域。近年来，信息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趋势明显，企业通过把专利技术嵌入到国际标准中从而极大提升其专利的价值，知识产权的竞争提前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1975—2010年全球每新增6个标准中就有一个是信息技术标准，信息技术领域标准的竞争尤其激烈。在TD-SCDMA和TD-LTE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中，我国成为主导力量，使我国占据了主动，就是鲜明的例证。我们只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实施专利战略，抢占技术高地，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取得先机，赢得话语权。
记者：您刚才提到，近年来国际上信息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趋势明显，我们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实施专利战略。请问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中进行国际知识产权竞争的差距在哪里？
邬贺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信息产业核心技术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在国际几大专利机构所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利相对其他技术领域有了明显提升，特别在移动通信LTE的专利方面。尽管如此，截至2011年底统计的LTE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中我国仍排在美日韩之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仍然很大。国产桌面PC和手机的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几乎还是空白，芯片加工技术还落后两代，中国集成电路市场占全球一半，与巨大的市场需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20%，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2313亿美元，高于原油的进口金额（2196亿美元），成为进口商品金额的第一大类。我国是移动通信手机最大生产国，但国产CDMA和WCDMA及LTE的手机受美国高通公司专利制约，在国家发改委作出对高通垄断处罚之前，高通索要的专利使用费高达手机销售收入的5%。在其他技术领域我国专利差距更为严峻。2011年我国高专利密集度产业平均发明专利密集度为29.95件/万名就业人员，仅为美国同类产业平均密集度的1/24。我国高专利密集度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01%，与美国2.79%、日本3.33%、德国2.78%的工业整体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建议优化财政性研发经费投入结构，引导创新资源向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高专利密集度产业集聚，促进专利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社会要“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新一轮信息化浪潮的产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机遇在哪里？
邬贺铨：当前，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信息化深度应用已经显现出重塑产业生态链的重大影响力，引发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和转型，信息产业变革表现出了比过去更大程度的融合和渗透。比如，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传统的制造业有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IBM公司近年通过收购云计算与管理软件公司，推出大数据分析平台，其生产性服务业收入已占70％，成功实现转型。直销计算机的戴尔公司2012年组建软件集团，向数据中心软件/服务提供商转型。又比如，互联网企业软硬件一体化。苹果公司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PC到移动智能终端的跨越，走出了依靠软硬件自成系统实现计算与通信融合及服务创新之路，这一成功示例引发了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调整。再比如，电信业务被OTT（管道化）化，微信类的IM（即时通信）业务通过深度绑定手机通讯录可提供实时或异步的点到点和点到多点通信，对短信、话音和视频等替代效果明显，在上网包月资费模式下无须另付费，电信运营商被迫加快互联网化来应对。还比如，金融服务互联网化。基金产品易标准化，网售门槛低且易认购，成为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业最好的踏板，P2P、众筹和互联网保险已经相继出现。现在，移动互联网因其广泛动员性、高效和低成本加快了互联网对衣食住行和城市管理的渗透，而且开始跨界影响到传统产业，“互联网+”的浪潮已见端倪。这些都是当前重要的产业发展趋势和机遇，很值得我们关注。正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所指出的，“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一些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因为这往往是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颠覆性效果，引领产品换代和产业跨越式发展。之前，已经有不少颠覆性技术改变产业格局的例子。比如，柯达公司1975年在全球最早掌握数码相机技术，但为保护其胶卷市场而束之高阁。由于公司没有把握住这一机会，一直固守陈规，摒弃了这一代表市场趋势的新兴领域，导致最终走向没落。相比而言，日本富士公司与东芝公司合作1988年将数码相机投放市场，占据了技术先机，但同年我国政府注资8亿元给乐凯扩大胶卷生产，现在乐凯的胶卷收入仅占其总收入不到2％，反差很大。液晶平板电视对传统的阴极射线管电视也是成功的颠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对诺基亚公司功能手机的成功颠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记者：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在当前很热门，也引起了很大关注。您怎么看待它？
邬贺铨：大数据是相对于一般数据而言的。目前对大数据尚缺权威的严格定义，但较普遍的解释是指“难以用常规的软件工具在容许的时间内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规模大是大数据的标志之一，但大数据之所以难处理不仅在于规模大，更大的挑战是其随时间的变化快和类型的多样性，根据可否用表格或关系数据库的表和视图来表示而区分为结构型和非结构型数据。其中，照片和视频等就是典型的非结构数据。随时间和类型的变化增加了大数据的复杂性但也同时丰富了大数据的内涵。通常用4V（Volume、Velocity、Variety、Value）来反映大数据的特征，即量大、增长快、多样性和高价值。这里的高价值是从价值密度很低的大量数据中筛选出来的。
大数据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尊重数据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以全面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大数据思维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在社会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制造领域、农业领域、商业领域、金融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医疗卫生领域、军事领域，甚至政治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大数据将带动起大数据产业和市场，包括硬件（服务器、存储器、联网设备等）、软件（关系数据库、非关系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数据应用软件和安全软件等）与服务（云计算、数据存储服务、数据软件的开发工具平台服务、数据分析软件平台服务、提供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服务等）。大数据的服务业属性大于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大于对本身产业的影响，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大数据影响之大和受到广泛重视也正是因其溢出效应明显。
记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不少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很多难题。其中，网络安全问题就是典型的一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邬贺铨：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深入，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对信息技术的依赖越多，信息技术产品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带来的安全问题影响就越严重。黑客利用软件设计的漏洞植入病毒和木马，盗取有用信息或谋取经济利益。目前针对智能手机有3000多种病毒和5万多种恶意应用软件，而移动智能终端因功耗限制无法像PC那样内置功能完善的防病毒软件。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会成为集中攻击的对象。我国在自主可控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少差距。如过分依赖国外的大数据平台，难以回避信息泄密的风险。《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报道，我国面临大量境外地址攻击威胁，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在2013年境内1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服务器控制，其中源于美国就占到30.2%。我国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控制，较2012年增长62.1%。2013年针对我国银行等境内网站的钓鱼页面数量和涉及的IP地址数量分别较2012年增长35.4%和64.6%。信息技术被用来作为国家间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的手段，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例。
我们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网络安全。2011年以来美、英、法、德、俄、澳、加、韩等国纷纷制定国家Cyberspace战略或Cyber Security战略。Cyberspace（赛博空间）包含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内容和控制域，即覆盖传输层、认知层和决策层，其范围还将从目前的互联网拓展到各类网络、各类数据链和所能链接及管控的各类设备。Cyber Security（赛博安全）的含义不仅是传统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还包括信息层面即数据或内容的安全以及对被控制或被影响对象的执行决策层面的安全，即与信息化有关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2014年党中央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为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提供了战略保障。
我们要加强网络治理，保障信息安全。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是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也是不法分子或居心叵测的人散布谣言煽动事端或欺诈的角落，要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同时还要加强引导和治理，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保护网民和企业的利益。
我们要重视网络和信息安全产业的发展。我们不可能等待安全再推广信息化。没有永恒的安全，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安全问题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我们要加大对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占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比重在欧美国家达到8%~12%，我国目前仅1.5%。我国信息安全产业整体相对弱小，关键产品和服务依赖进口，高端信息安全人才缺乏。对信息安全产业也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大扶持力度，力争实现《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目标，即到2015年产业规模突破670亿元。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您如何看待我国在新一轮信息化浪潮中的互联网立法？
邬贺铨：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的映射，适用传统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关系，但它的出现也在部分环节和部分领域改变了传统法律关系要素的内容。互联网犯罪成本低而惩治成本高，出现了很多基于互联网的新的犯罪行为，Cyber空间扩大了国家安全的维度，互联网的虚拟性使主体的真实性识别发生困难，互联网上虚拟货币等新的财产形态难以认定，互联网多点接入的跨界性对行政属地管理原则形成挑战。尽管在过去十多年中，我国已经相继出台各类与网络相关法律、法规、规章200多部，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信息化方面的立法仍明显滞后，不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我国网络立法的效力层次较低，部门规定多难免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着力管制多，关注发展少，对个人权利保护考虑不足，甚至上位法规定的权利被下位法剥夺的情况在中国互联网的管理中时有出现，本意要净化网络空间，结果却抑制了创新、阻碍了互联网产业与应用的发展。
我们要尽快补足我国网络立法的短板。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通过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数量高居世界之首，主要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国家安全、保护知识产权、计算机与网络安全等四大领域。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强了信息安全的立法，先后推出了《联邦通讯法》《联邦监听法》《对外情报监视法》《执法通信辅助法》等，既明确网络安全的要求，又为信息监管提供法律保障。我国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有一部行业基本法，如《邮政法》《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电力法》等，但缺少电信法和广电法，更缺少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需要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立法。大数据挖掘需要有法可依，要明确数据的所有权，提倡数据共享又要防止数据被滥用，要区别个人数据与隐私，前者强调归属于本人的可识别性，后者强调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密性，要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鼓励对用户数据的挖掘。信息安全的监管也需要有法律来界定，明确规定信息监管的适用对象，把监管纳入法制轨道，既要打击网络犯罪，又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要塑造一个良性有机的立法环境，在立法层面需要考虑如何让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到网络社会的管理和建设。最近很高兴看到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明确“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将从技术、应用和管理包括立法方面强化网络安全。
（转自《学习时报》2015年8月20日，本报记者陶春、石伟）
协商民主的认识误区和当代性
杨雪冬
协商民主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性选择。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广泛多层协商进行了顶层设计。这个文件的出台是在深入调研、系统总结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彰显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尽管协商民主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但归根到底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制度选择，因此要避免认识和实践误区，突出其当代特征和当下实践，将当代中国的民主探索和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富有时代特色的制度形态。
避免协商民主的认识误区
“协商”和“民主”是两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正能量的词汇，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协商民主。如同对于民主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和理解一样，不同人对于协商民主也有不同的解读。这种认识的多样性固然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但是如果不能清晰辨析，就会导致认识混乱，削弱共识，并直接影响协商民主的当代实践。
误区一：协商民主“古已有之”。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治理资源，值得在新形势下加以挖掘利用，进行当代转换。人们对于协商民主的认识也深受其影响。一些人就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协商的因素，诸如“和合仁爱”“中庸致和”“顺势随缘”“求同存异”等理念可以转化为当代的协商民主价值，诸如官绅合作、乡绅自治等制度形式可以延伸到当代民主实践之中。这种认识固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丰富的传统资源，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则会变成鲁迅笔下的阿Q心态，因自信而变成盲目自大，封闭了认识民主的心灵。
误区二：协商民主就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并且有全国以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制度载体，其核心是执政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以及执政党在人民政协这个制度平台上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进行协商。政治协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也是协商民主的具体体现形式，但协商民主有着更广泛的内容、更多样的形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进程中，虽然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这个基本制度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拘泥于此，就会缩小协商民主发展的广阔空间。
误区三：协商民主是中国的独有形式。近年来，从地方到中央越来越重视协商民主，并且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创新，推动了协商民主从理念向制度实践的转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种重视程度以及如此广泛的实践探索，都是独有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协商民主只成长于神州大地，甚至将之作为中国的创造。实际上，协商民主在其他国家也有各具特色的实践，比如巴西阿莱格里港市的“参与式预算”就是协商民主的典范，并且得到许多国家借鉴学习。将协商民主视为中国的独有创造，虽然凸显了中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对民主发展的贡献，但会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
误区四：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超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成为目前民主理论讨论的热点。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认识，即将协商民主视为对选举民主的超越或者替代。这种认识虽然强调了协商民主是在批判选举民主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却简单地把两种民主理论范式的关系等同于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作为理论，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选举民主的超越，但是作为制度，协商民主依然是在选举民主这个宏观制度框架下运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过度强调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的替代，不利于全面深化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因为选举民主也亟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四种认识误区，既存在于理论界，也影响着民主政治实践，并会导致错误行动，比如盲目复古、拒斥学习、抹黑选举等。这些都违背了中国当代民主建设一直坚持的立足国情、兼收并蓄的精神，不利于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形式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印发，有助于廓清认识，指导实践。这个文件对于协商民主进行了明确界定。“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重要民主实践形式，但不是唯一民主形式。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是认识协商民主的基本前提。
协商民主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协商民主是针对当代中国现实作出的战略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国内情况，更要关照国际社会的变化，将国内支持和国际承认有效结合起来。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继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更要与时俱进，丰富民主建设道路的内涵，创新其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协商民主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之后，执政党就如何丰富中国民主建设内涵、创新民主建设形式进行的战略性选择。这个文件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选择，要应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
协商民主具有明确的制度功能定位。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着明确的功能定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构建出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协商民主是对现有制度体系的内容充实、渠道拓展和功能完善，尤其凸显了现有制度的内在协商特征和功能潜力。因此，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协商民主是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系统总结和提升。中国有着丰富的协商民主资源，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和广大的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各种各样制度化协商形式或者有效的实践探索。比如，在国家层面，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地方层面，民主恳谈会从浙江的个别乡镇扩散到全省范围。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有益探索。这个文件使分散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体现中国民主政治创造力和活力的民主协商形式得到系统总结，并在全国推广。这也充分实现了基层实践与顶层设计之间的良性互动。
协商民主彰显了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的再创造能力。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是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中国一直坚持要从国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尤其反对照搬西方的制度形式或者用西方的制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制度发展。习近平曾经说，在政治制度建设中，要避免两种简单化、片面的做法：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协商民主是在传统治理经验、近代以来政治教训、当代本土实践创新以及对国外的学习借鉴基础上的再创造，体现了中国民主建设的继承性、演进性以及开放性，其作为中国民主建设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正体现于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协商民主的切实推进，就必须从当下出发，着眼于协商民主建设面临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传播协商民主理念和知识，焕发社会公众的热情和兴趣，提升协商民主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协商民主的当代性要通过制度实践来实现
在民主观念普及的今天，协商民主的推进更应该着重于制度实践，因为它归根到底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形式。现代国家治理经验表明，民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除了要通过投票来体现选择权利外，还要参与到治理实践中，获得知情权、表达权、管理权、监督权。如果说选举民主只是这个连续过程的开始，那么协商民主将贯穿于此后的各个环节中。因此，协商民主的实现，不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
要完善制度程序，除了要继续发挥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外，还要拓宽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要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建立其各具特色、富有效力的协商机制，并且实现这些协商机制之间的相互沟通、互相补充，形成国家层面的整体协商格局，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这样才能发挥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
要推进参与实践，就要鼓励协商，引导协商。参与的扩大与制度的承受力之间的矛盾是各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直接决定着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执政党不仅要敢于鼓励协商，更要善于引导协商。各级党委政府尤其要消除畏难情绪，警惕高高在上的俯视心态，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决策和工作更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将不同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协商的框架之中，以理性的讨论来化解漫天要价，以合理的结果来支持合法的程序。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民主进程的推进不能通过制定颁发某个文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协商民主的系统化推进才刚刚开始，必然会面临诸多问题和阻力。其中两个问题尤其要警惕：一是一些领导干部将协商等同于“垂询”，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启动协商程序，挑选协商内容，使用协商结果；二是一些社会公众将协商等同于不要原则、不要规则，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上随意破坏规则，触犯底线，以实现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
（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5期,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