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经济工作的报告
李克强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央党校是我们党培训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的最高学府，也是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同志都是实践、理论方面的骨干，大家十分关心经济形势究竟如何、经济工作重点何在。下面，我就这两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对我国经济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势，国内外都很关心，也有多种看法，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此，我们要有科学的判断、准确的把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成绩来之不易、困难不可低估、信心不能动摇。
（一）成绩来之不易。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经济数据。对三季度6.9%的经济增速，社会上有些议论，有人认为这是“破7”了。这无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7%的预期目标；二是7%的关口被破了。实际上，我们所讲的预期目标是全年增长7%左右，6.9%当然属于7%左右。我们从没讲过要死守某一个点位，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关口。7%左右的增速，不仅符合预期目标，而且来之不易。
我们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今年以来世界经济走势偏弱、不及预期，一些重要国际机构不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就将先前预测的增长3.3%下调到3.1%。就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美国经济表现相对好一些，一季度同比增长2.9%，二季度增长2.7%；而欧元区二季度增长1.5%，日本二季度增长0.8%。就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基本上是明显回落，甚至有的大块头出现负增长。全球贸易状况更是让人忧虑。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额仅能增长2.8%。相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年均近7%的增速，回落幅度很大。作为世界贸易状况的风向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的平衡点应该在2000点左右，今年2月份一度跌到559点，距30年前的历史最低点仅一步之遥，目前仍在1000点之下，说明全球市场实际在萎缩。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7%左右的增速，实属不易。较长时期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呈现较强的拉动作用。近些年，除了2009年出口是负增长之外，其余年份出口都是正增长。对此，一些国家还有抱怨，要求“中国应当以扩大内需为主”，言下之意是我们抢了他们的市场。但是今年以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前三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8%，进口下降15.1%。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外需的动力大大减弱。
我们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在增长难度加大的高基数上实现的。经济总量在2万亿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能够增长2.5%以上，就是不俗的表现。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超过10万亿美元，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其难度可想而知。现在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增长1.5个百分点、10年前增长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目前GDP增长7%左右的增量，比过去两位数增速下的增量还要大。
我们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与其他重要指标相匹配的，能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我曾多次讲过，只要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持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前三季度，就业是比较充分的，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常住的流动人口，我们更关注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今年以来基本上保持在5.1%、5.2%左右的水平。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庞大劳动力人口的国家来讲，这样的就业状况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7%，超过GDP增速。单位GDP能耗是衡量环境改善状况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5.7%，比去年同期多下降1.1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也是稳定的，全年粮食产量又在1.2万亿斤以上，比去年增加150亿斤。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收储难、卖粮难，因为收储设施不足。粮食增产了，物价就涨不起来，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只上涨了1.4%。
我们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在防范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跌宕起伏，我国证券市场也一度出现了异常波动。当时场外配资、融资融券比较多，一些银行理财产品也进入股票市场，推高了市场杠杆率。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高杠杆的金融产品，股票市场一旦出现断崖式下滑，很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关部门采取了稳定市场的一系列措施，这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中国国情，这些措施应该说基本稳住了市场，避免了风险传播扩散，目前几个层次的资本市场基本上都是平稳的。还有人民币汇市，国内很多人可能没有给予过多关注，但国际社会的关注度很高。本届政府成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在上升，而美元对其他货币总体上又在走强，欧元、日元不断贬值，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内在压力不断加大。我多次讲过，中国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不打货币战，中国政府的承诺是有信誉的。8月份我们顺应市场规律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作了调整，扩大了汇率浮动的空间，这也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这期间，人民币有所贬值，也就是2~3个百分点。这本来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没想到国外的反应很大，有人认为我国出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预言我们稳不住市场。实践证明，我们也稳定住了汇率市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在增强。
稳定股市、汇市极为重要，没有稳定的金融环境，经济就难以平稳发展。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后导致的是实体经济遭难，世人都看到了这个事实。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重视，金融的稳定也要重视。当然，稳定金融不是不要改革，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稳步扩大金融开放，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更要看到，我们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稳中有进的，进的因素在积累，新的动能在加快成长。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4%，高于GDP和工业增速，快于上年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51.4%，超过半壁江山。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消费增长相对较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旅游消费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十一”期间全国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7.9%，出境游也十分火爆、预计全年继续保持1亿人次以上。这也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在增加、生活水平在提高。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加快孕育和形成之中。服务业、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使经济增长的电力消费、货运弹性系数发生了变化，也助推了节能减排和增长质量的提高。比如铁路货运量，运输的煤炭、钢铁等“黑货”比重大幅下降，而小包装的“零担”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3%，就是鲜明例证。这种情况下，虽然车皮用得少，但运输的价值量却在增加。
总之，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的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积极化解“难”，努力巩固“稳”，不断推动“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的良好态势，给群众带来了实惠。
（二）困难不可低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
世界经济、国际市场走势仍然难以预料。美国今年年初就提出要加息，结果9月份没有加息，12月份是否加息也在游移不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在持续走低，目前石油价格比去年6月份最高时下跌近60%，铁矿石等重要矿产品价格跌幅也很大，这使得国际市场出现通缩趋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压力。
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也在凸显。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新旧动能也在转换之中，加之又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业形势严峻。传统工业品供大于求，也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PPI持续43个月下跌，这其中有“被通缩”的因素，也有国内产能过剩的原因。过去我们的产能不光是面向国内市场打造的，也面向国际市场，现在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就受到很大压力，造成工业特别是一些主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比较低，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据测算，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左右，明显低于80%左右的正常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其中第三季度仅增长5.9%；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7%。这些也都直接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是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10.3%，9月当月增幅只有6.8%，已连续15个月放缓。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更让人忧虑的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更低，前9个月只有2.8%。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存在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化、走势不一的现象，房地产投资增速总体上在回落，前三季度仅增长2.6%。
三是财政金融风险在上升。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5.4%、同比回落2.7个百分点，地方本级收入增长5.1%。中央财政收入增幅高一点，地方财政更加困难，已有6个省份财政收入是负增长。由于我们的税收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财政收入增长回落的幅度往往远远大于GDP增速放缓的程度，目前个别省份的财政收入甚至同比下降了20%。有的省份基本养老金统筹已出现缺口，明年的缺口可能有好几百亿元，原来这一块是由地方财政补上的，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明年支持一下。由于基本养老金没有实行全国统筹，中央财政不能开这个口子，还得靠省里自己通过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解决。在金融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双双上升，其中不良贷款率9月末达到了1.94%。企业的杠杆率也比较高，我们希望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将其降下来，但实际操作没那么简单。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有二十来年，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需要一个过程。证券市场经过采取稳定市场措施，虽已趋于平稳，但市场功能恢复正常尚需时日，风险依然存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最终还是要靠改革，应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还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汇率市场也要继续予以关注，有些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预期不稳定，这会导致对人民币的信心不足和资本外流，要保持警惕、有应对预案。此外，目前非法集资问题比较突出，必须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三）信心不能动摇。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形有波动，但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势仍向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基本路线、基本理论指导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制度的特有优势、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产业体系完备，这边不亮那边亮，回旋余地、潜力和韧性很大。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看重中国经济，就是因为我们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目前地区经济走势在分化，东部地区尽管也有困难，但由于转型升级搞得较早，抗风险能力较强；中西部省份虽然觉得有压力，但也认为发展空间和潜力都很大。目前工业增速虽然较低，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电子商务等呈现高速增长，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在不断增强。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还较大，这种差距反过来就是城镇化的红利。一个城市居民每年在城市的消费比一个小城镇居民要多好几千块钱，小城镇居民又比农村居民多好几千块钱。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仅为5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6%。我们要进一步做好新型城镇化这篇大文章。国务院刚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这有助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
总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充满信心。只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充分挖掘和释放出来，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关于重点经济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经济工作已有全面安排，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总体设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这里，我重点讲几项任务。
（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双中高”。我国发展阶段、基本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三个没有变”，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清醒认识、牢牢把握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坚持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有质疑。中国GDP总量确实不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在全球排第80位，我们怎么不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总量排名和人均排名的差距，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没有过。我跟许多外宾讲，你们虽然来过中国多次，但基本上都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大城市看的主要也是繁华地带，一些城市离市中心不远处就有棚户区，中西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落后。听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就说中国是“最富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我国哪里能算最富的发展中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都排在我们前面。我国发展仍任重道远，家底还不厚实，决不可歇脚停步，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前就是要瞄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奋斗。实现这个目标，GDP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据测算今后五年经济增速年均要达到6.5%以上。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际上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讲的是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块头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长期停滞徘徊。中国一定不会重蹈这个覆辙，但也不能不警惕。只有保持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促进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也只有向中高端发展，才能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既是基于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的规律遵循，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证财政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有合理的增速，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条件；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既能扩大需求，又能创新供给，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能。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是两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努力实现“双中高”。这很不容易，有人说这是一条狭窄崎岖的通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闯过去！中国经济以中高速长期发展下去，并实现提质增效升级，中国的实力将大不一样，人均GDP就会超过1万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更大提升，会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速不再可能保持两位数的水平。要遵循经济规律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把经济运行调控在一个合理区间，并在这个合理区间内统筹好就业、收入、环境以及防风险等。这就对做好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形势下，宏观调控要应对好经济波动和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不可能是一条直线，过去在年度、季度之间经济运行一直存在波动，而且波幅较大，有好几个百分点。近几年的波动明显收窄，波幅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过去经济增长在两位数以上时，人们对波动不太在意。现在情况却不一样，哪怕很小的波动，人们也会比较敏感。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6.9%、工业增长5.9%，而就业是稳定的。2009年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也曾出现过GDP增长6.2%、工业增长5.1%的情况，但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对当前的经济波动要关注，但也不能用“大水漫灌”、超发货币的办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到目前，多数国家还没有退出。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退出量化宽松时经济肯定会减速。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双中高”，不能靠超发货币，不能有这方面的路径依赖。当然，我们要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就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用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相对较大的优势，合理运用降准、定向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妥善应对和化解风险，促进经济筑基固稳。
这两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优化组合，挖掘财政资源的潜力。比如，有不少财政存量资金趴在账上“打呼噜”，对此我们下了很大力气来盘活，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在仍有潜力。下一步，我们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改变像“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等不合理规定，切实把沉淀资金盘活，用来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高，今年赤字率也就是2.4%左右。欧盟在成立之初签订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率要控制在3%以内。对这个标准，欧盟各国并没有认真执行，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9%。我国的赤字率也曾到过3%。我们无须照抄他人的标准，但即便按3%这个标准，还有0.6个百分点的空间。至于债务率，2014年，美国是105%，意大利是132%，法国是96%，英国是89%，日本高达246%，相比之下，我国只有40%左右，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只有17%，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虽然高一些，但其中70%左右的负债都是有资产支撑的，像地方高速公路、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是可以收费、有回报机制的，这与很多国家政府债务不一样，他们是拿去发福利、当消费花掉了。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还有强大的资产作保障，比如央企的资产。可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还能加力增效。
货币政策方面，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并注重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增速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综合考虑GDP增速、CPI上涨幅度、再留一点余地。今年M增速保持在13%左右，这是正常增长。当然现在货币池子里的水不少，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传导机制，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实体经济。我们灵活运用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降准、降息，来保持市场合理的流动性。我们还创造了定向降准的办法，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的支持，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大银行，我们也有规范合理的考核机制，只要它有效服务小微企业，我们同样也给它降准。我们还注重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如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给予政策性过桥贷款、中长期融资债券等支持；再比如最近又推出了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这也是为了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方面我们也有较大的创新空间。
（三）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这个题目很大，我就不展开讲了。经济体制改革涉及财税、金融、国企等诸多方面，我们一直在往前推、向纵深推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先要简政放权。这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有利于抑制寻租、铲除腐败。30多年前，我当过农村基层干部，那时把每个劳动力每天干什么都安排好，也是从早忙到黑，但就是吃不饱肚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变，但就是放活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几年时间就把肚子搞饱了，这是多少年来农民的梦想，这就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本届政府成立伊始，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下决心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我在2013年全国人代会后的记者会上承诺，本届政府要砍掉1/3的行政审批事项，这个目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提前完成，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67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也进了“历史博物馆”。我们还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先照后证。过去是企业没有证就办不了照，而要拿到证又往往得先有照，蛋生鸡、鸡生蛋，搞得老百姓团团转。这个问题解决后，社会迸发出极大创造力。这两年，诞生了2000多万个市场主体，目前新登记企业每天仍然在1万家以上。尽管有生有死，但大多数企业会不断成长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
简政放权还在路上，既有取消下放的权力存在着“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有政府仍管了许多不该管事情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搞物业服务的楼道清洁工也要办证，美甲师的资格证还分好几个等级。再比如，我讲过出国旅游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例子，这类证明还不少。钞票破了到银行去换，需要证明不是人为破坏的，而是老鼠啃的、是意外损坏的。人摔倒了、被狗咬了，送医院治疗，需要证明不是故意摔倒的、不是被自家狗咬的，才能享受医保。现在老百姓办事仍然还有不少这样那样的羁绊，我们要设身处地着想，下决心进一步简政放权。国务院部门的权下放了，地方和基层也要接得住，这得有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商事制度改革后，企业有了照，但生产经营中仍要办许多证，对此有地方建议实行证照分离。我们将在这方面推进试点，为企业干事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而是要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过去坐在办公室里搞审批，那是很容易的，签个字就行了，但最后做得怎么样却少有人去过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非常重要，也更难。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仍是一个弱项，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我们正在推进监管“双公开”、“双随机”。“双公开”，一方面是政务的公开，不能什么都管，要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三个清单”；另一方面是企业信息的公开，让政府充分了解监管对象的情况，让社会参与监管。“双随机”，就是监管人员、监管对象都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产生，这让企业有了压力，也减少了监管部门寻租机会。“双随机”监管已在海关等一些领域先行先试，效果是好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还要推进依法监管，健全市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严格执行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优化服务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一体的。我们正在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现在不少部门都有群众和企业的各类信息，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就能给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很大方便。要加快推进部门间的信息联通，打破信息孤岛，最大程度地便民利民。一些必要的证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网上办理。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只有搞好“放管服”，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底，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
（四）改造提升传统增长引擎，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有效投资。大家都担心投资下行，但实际上我国有效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传统引擎应当改造提升。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干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干成的事情，确实了不起，也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成本低，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竞标中，除一些因政治因素外，多数项目都能成功。但同时我国基础设施相对仍然十分薄弱，人均存量仅为西欧的1/3、北美的1/4。特别是我们的西部地区，铁路、公路的路网密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还有西北地区资源性缺水、西南地区工程性缺水都相当严重。我到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调研，当地农民讲，日子过得难，主要还是水、路等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我们要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要扩大医疗健康、居民养老、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有效投资最大的潜力在新型城镇化。“十二五”期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近4000万套，其中约一半是棚户区改造。但没有改造的棚户区仍然很多，几年前通过遥感实测和数据统计，全国还有约1亿人居住在棚户区。这些人不一定都有城镇户籍，即使是农村户籍，也很难再回到农村，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较快，地上设施建设得比较好，但地下设施还很薄弱，也迫切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总之，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其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
在产业改造升级上，也有很大有效投资需求。我们不少工业企业，不仅装备、技术、工艺比较落后，建筑、管道等也比较陈旧，安全生产隐患不少，甚至一些工业企业的厂房、设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需要加大改造力度。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工业智能改造升级、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也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我们的企业在节能减排上水平还比较低，要瞄准国内外新技术、新标准进行改造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我们还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要靠有效投资来带动。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有效投资，要创新融资机制，政府不唱“独角戏”，而是与社会资本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我们正在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以较少政府投入撬动更多社会投资，有的项目撬动比例达到1:3甚至1:5。我们通过特许经营办法，吸引民间资本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扣除财务成本后，可以达到4%—5%的长期稳定回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也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各种电缆和管道入廊是要付费的，这样就有回款机制，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这些方面的投资有好几万亿元，有效投资的空间很大。
（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重大任务。怎么把这个战略落到实处？“双创”就是重要抓手、实现路径。“双创”符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符合激发市场活力的客观要求。高手在民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几十年来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必须从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这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能够做得到的。我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我们有9亿多劳动力，其中技能人才近1.6亿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也有1亿多，大体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只要更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用“双创”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我国经济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双创”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就业至关重要，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就业也难有社会稳定。一些国家发生危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原因往往是失业人员过多。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就业是稳定的，简政放权、“双创”等功不可没。“双创”还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最近，我去中部地区农村考察，在食品加工企业打工的一位返乡农民工就讲，宁愿在厂里每月拿两三千元的工资，也不去大工地拿四千元的工资，因为在企业更能学到自己创业的本事，将来好当老板。我们要鼓励“双创”，让更多的人依靠勤劳智慧富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升通道、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
“双创”不仅创造了许多新业态，更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途径。不能简单认为电商冲击了实体店，实体店刚开始确实有过痛苦期，但现在不少实体店线上线下一起做，销售额大大增加，因为他们的实力比较强、信誉度比较高，还能实现线上线下互动，通过网络给工厂下订单搞定制化生产和销售。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居民消费正在升级，定制化生产和销售更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我最近翻了一些美国有关创客、互联网的书，美国在提“创业美国”，他们认为美国这几年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客的创新，甚至可以说这已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有的家电大公司，把整个企业做成了孵化器，几乎所有员工甚至企业外部的创客都进入到了创客空间，研发出了许多新产品；有的国有老企业，以创客空间的模式，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攻克了不少技术和工艺难题，并带动几千名一线工人成长成才；有的科研机构，通过网络与多个城市的科研机构相协作，取得了重大关键技术突破；有的民营大企业，用众筹、分享经济等模式发展现代物流，大大降低了货车空驶率，带动了创业就业；有的创客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吸引了28万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汇集了3万多台机床的数据，既对接需求、提高机床利用率，又汇聚众智、为机床智能改造提供解决方案。这些例子说明，“双创”不仅是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也是大企业的兴盛之道。大企业人员多、市场大，在互联网时代更能体现线上的特征、线下的实力，在“双创”中有独特优势。“双创”做得好，对企业的组织架构、研发机制、生产模式、供销链条都会带来革命性变化，能够对企业提高研发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注入强大能量，是我们推动工业改造升级的新路径。
现在“双创”已蔚然成风，政府要继续加油助力，引导“双创”与“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相结合，在创业创新中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并驾齐驱、服务业壮大和制造业升级互促共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政府应当清障搭台、放水养鱼，加强政策支持，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便捷高效服务，推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双创”支撑平台加快发展，着力提高“双创”的成活率、成功率。
（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大舞台。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的经济已经与国际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去年外贸总额4.3万亿美元，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这是长期努力得来的，很不容易。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同时利用国际市场，形成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成绩要充分肯定。同时也要看到，只靠或主要靠大进大出，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搞加工贸易、贴牌生产，现在这条路子越来越难走了。我们要在守住已有阵地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优进优出上。据报道，很多人到国外大量购买马桶盖，“十一”期间又大量购买国外的感冒药、电饭锅、保温杯，而买回来的马桶盖、保温杯是中国生产的，但设计是别人的。去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其中一半以上买的是高档消费品。当然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培育竞争新优势。中国人民的勤劳举世闻名，中国人民更有智慧，要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既创造适合本土消费者的新供给，又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我们强调优进优出，就是要推进外贸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由传统优势向新优势、由创汇向创利转变，提高中国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培育中国品牌，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主动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产业转移，主动进口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前不久我会见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董事长罗睿兰，他们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我告诉他们，产品能否进入中国要让市场来选择，对高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中国这个大市场有很大需求，我们一直持开放的态度，只是一些国家横加限制。我们强调优进优出，该进的商品还是要进。今年以来进口额负增长，主要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进口商品数量并没有减少，像石油、铁矿石、大豆等主要进口商品都是这样，有的还是两位数的增长。我国仍处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是长期的，适当进口紧缺资源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当然，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尽可能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减少排放。我们相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可以闯出一条新路来。
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还要实施好“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对外开放的进程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像欧美，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超过万亿美元。日韩等国也是走这条路子，先卖消费品，再输出资本和转移产能。现在我们也到了从贸易大国走向投资大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时候了。
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这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大重点，还能倒逼国内产业提升标准和质量。目前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但装备制造的优势较大。像高铁、核电、电力等装备，无论是制造还是工程建设，在国际市场上性价比都是很高的，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走出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年上半年我到巴西访问，乘坐了一家央企中标制造的船。这条船发动机很安静，行驶得很平稳，我在国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国产船。我们的央企之所以能面向国际市场造出这样好的船，是因为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倒逼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年初我去南方的一家电力设计企业考察，看到他们为国外设计、建造的电厂，水平也比国内高，原因也是国际竞争激烈，不得不这么做。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内利于己、外惠于人。对内，不仅可以倒逼产品和产业升级，还可以为富余产能找到市场，为经济升级腾挪空间；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技术、智力和人才，促进创新发展；可以有效规避各种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可以提高我国能源资源的保障程度。所有这些利益，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对外，对接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需求，也能实现共赢多赢。国内一些有比较优势的富余产能，如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就更有优势。三方合作等于是三方共赢，发达国家可以把价高难卖的高档产品与我国的中档装备结合起来，用最优的价格让发展中国家受惠。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科学规划布局。可以从优势产业做起，重点是钢铁、水泥和铁路、通信、船舶等领域。仍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要促进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保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在国际上，可以从“一带一路”沿线有意愿对接的国家做起，同时注意防范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等风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我们不仅有具备竞争力的优势产能，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是手中的两张“王牌”。现在一些国家装备和产能走出去，就存在融资的难题，而我们可以搞银企合作，提供便利的信贷融资，支持国内产能和装备走出去。
（七）保住基本民生，兜牢生存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基本民生必须由政府来保住，非基本的需求则主要交给市场，使扩内需、促发展与惠民生协调互动，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经过努力，我们已经织起了三张基本民生保障网，就是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免费义务教育，这是很大的成绩，在全世界都是了不起的。与此同时，我们还不断加强两个方面的基本民生工作，一个是改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提供保障房，让人民安居乐业；另一个是消除家庭零就业的现象。应当讲，现阶段就业的压力还不小，全国每年有700多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城镇每年需要新增1000多万就业岗位。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比去年同期少增了16万人，数量虽然不大，也有可能是自己创业了，没有统计到，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采取有效措施，绝不能让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攀升。
在保障基本民生中，必须兜住生存的底线。底线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过去叫绝对贫困，国际上也叫极端贫困。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到去年底我国还有约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加快补上农村脱贫这个短板。我们要坚决打好扶贫攻坚战，更多采用开发式扶贫的办法，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搞好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到2020年让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剩下的一部分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纳入低保来解决。到那时，我们的财力提高了，即使低保水平高一点，财政也是能够承受的。中央即将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进行专门部署，这里我就不作详细介绍了。兜底线，还要加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针对特困群众、突遇不测的家庭，解决好救急救难的问题。
医疗保障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用中国式的解决办法已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但水平还较低，是保基本的。现在因病致贫返贫的人口数量很大，全国近3000万个贫困家庭中，约1200多万个家庭是因病致贫。有的贫困居民有病无钱医治而自焚、锯腿，这虽是个案，但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和人们心理底线，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极端现象频频发生。要让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必须在大病治疗上给予保障。实现这个目标，单靠财政负担也有困难。我们创新了机制，运用大病保险的办法，把政府的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从基本医保中拿一部分钱参加商业保险。这样做，有的地方大病费用报销上限可达到30万元，甚至达到40万元。目前大病保险覆盖了8亿人，明年要争取全覆盖，并稳步提高报销水平，让报销上限提高到60万—70万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解除每年约430万大病患者的后顾之忧，也就是说贫困人口中大部分大病患者可以报销主要的看病费用。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也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
（八）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上下联动推发展的合力。我多次强调，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的责任。我国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的发展是全国上下共同实干干出来的。特别是各地竞相发展、你追我赶、为民造福，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这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我们讲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信心不是从天而降的，除了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进一步的发展还得靠人去努力。古人讲，“上下同欲者胜”。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共同努力，咬住发展不放松，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央要继续为地方发展创造好的环境条件。古人说“居敬而行简”，意思是政府施政的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但同时也反对太简，因为太简就没有了法度。这与我们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相通之处。国务院各部门要继续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给地方以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资金统筹权和改革先行先试权。对地方干部也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让那些干事创业者大胆试、放心闯。只要出以公心、不谋私利，符合大的改革方向和当地实际，就不要求全责备。目前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文件，就是要有个举直错枉的机制，让能者上、能者干。当然也要有惩戒措施，坚决整肃不作为。还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地方之间良性竞争。对那些干得不好的地方，对那些给了项目、土地、资金却不干事的省份，国家要收回项目和资金，再分给干得好的省份。
地方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重要文件、作出的各项部署，考虑了地方实际情况，但有的还比较原则，这就需要地方根据实际去探索、去落实。千说万说、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说、都是白条。我到地方考察，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感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非常丰富，很难一一列举。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后汉时蜀郡（今成都）房屋之间巷道很窄，有一段时期法令禁止百姓晚上摆小摊，以防火灾。太守廉范到任后废除了原来的法令，允许百姓晚上开店，但要求小店旁边必须有个蓄水池，起火时能够灭火。结果只有几年工夫，当地百姓就富足起来，他们编成歌说“平生无襦今五绔”，意思是说原来连短袄都没有，现在大棉袄五件都不止。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大家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铭记党的宗旨、学习历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心里始终要装着人民，对党和国家事业抱有尽责之心，按照党的原则、国家的规定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最后，感谢来自地方和有关单位的学员、中央党校的同志参加今天的报告会，希望大家一起为中国发展鼓与呼，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刚才在休息室里，我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字，最后两句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希望党校的学员们百战归来再读书后，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打好千战万战，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开拓，奋发进取，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转自《学习时报》2015年11月19日第一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今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使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科学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住基本民生、兜住底线。要健全督查激励问责机制，促进各方面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号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转自《新华网》2015年12月21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李克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做好城市工作的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
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会议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培养一批懂城市、会管理的干部
会议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要加快培养一批懂城市、会管理的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规划、建设、管理城市。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针，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深入推进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
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要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促进“多规合一”，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完善新时期建筑方针，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要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加快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高度重视做好建筑节能。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城市公共管理，全面提升市民素质。推进改革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六大要点部署城市工作
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第一，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
第二，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要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明确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功能定位。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要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
第三，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系统推进各方面工作。要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多种因素来制定规划。规划编制要接地气，可邀请被规划企事业单位、建设方、管理方参与其中，还应该邀请市民共同参与。要在规划理念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增强规划科学性、指导性，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开性和强制性。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规划经过批准后要严格执行，一茬接一茬干下去，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结合历史传承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第四，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
要推进规划、建设、管理、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要推进城市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改革，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要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以自然为美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
第五，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理性，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继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将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要坚持集约发展，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要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
鼓励企业和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管理 第六，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要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亮点
会议强调社会和市民参与城市治理
盘古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认为，此次会议内容最大的亮点是推动人民城市，让社会和更多市民参与城市的管理和运作。“单纯的政府指导，已经不能让城市高质量运行就需要市民的参与。”易鹏说，最近引发关注的深圳塌方、天津爆炸、北京淹水、上海踩踏，都说明靠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走不远，问题的解决需要市民的参与。
会议指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此次会议内容针对性较强，也预见到以后会比较突出的问题。今后，在社会和市民共同参与城市的治理这方面的呼声可能会越来越多。
袁崇法表示，虽然此前区域发展的均衡问题也有提及，但这次会议又强调了这一点，要发挥城市群的作用，在中西部培育中心城市。
袁崇法说，中西部城市群不是很发达，中心城市没有形成极化，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所以人还是要跑到沿海、直辖市等超大城市，带来大城市的负荷太重的问题。”袁崇法认为，中西部要尽快发展城市群，扶持中西部城市规模做大的同时，还要提升服务的质量，发挥作为增长极的带动作用，不至于人都全部集中在沿海。此次会议指出，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
解读
时隔37年城市工作会议为何此时“升格”？
自37年前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今年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受到广泛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士林教授认为，虽然媒体一直在说“37年没开会”，但其实这些年中央牵头的会议、国务院印发的“红头”文件表明，全国性的城市政策政令颁布、资源资金配置、工作部署和推进实际上一直高频率、快节奏地进行着。
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局性和综合性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3年，中央召开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进行了如7大国家级城市群、5大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布局；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国家区域战略陆续展开，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等大政方针陆续出台，“可以说在空间规划和城乡建设方面是‘理念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刘士林表示，在人口方面和城市规模的划分方面，也有新的政策和实践在进行，比如不同规格城市的梯级落户政策和“3个一亿人”的任务目标已经提出，“五类七档”新标准及各种扩权县、省辖镇在一些地区已先行先试。
刘士林认为，时隔37年召开的“升格”城市工作会议，其实更多是一个“总动员”性质的会议。刘士林说，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减速，城市人口、空间及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各种在快速发展中掩盖的问题和“后遗症”迅速浮出水面，城市内部、城市之间都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前夕，召开一个具有全国总动员性质的会议，使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城市进一步明确主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不仅十分重要也十分及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同样认为，系统性的和长远性的内容在两年前“套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此次会议更强调“问题导向”，是一个工作性质、任务型的会议。
袁崇法说，比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些都是刚出了文件，再强调一下，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跟进，安全、救灾救援，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推进的路径、重点目标已经部署很清楚，现在要使各方面有紧迫感，认识到其重要性，把工作部署好。”
背景
从城镇化工作会议到城市工作会议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两年后，同样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同样是经济工作会议的套开会议，名字从“城镇化”变成“城市”，其中有何深意？
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1949年至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二是自1978年至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逐渐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公路；三是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主要一直争论的两种意见——中国走大城市发展道路，还是走小城市城镇发展道路——在城市化进程中彼此消长。刘士林说，2000年前，以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代表，城镇化派占上风。从2005年“十一五规划”开始，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大城市发展模式开始占据上风。
刘士林说，由于三农问题很突出，由于大城市病频发，城镇化派有所回潮，所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为城镇化。时隔两年，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会由“城镇化”变“城市”，刘士林认为，这不止是个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化内涵和思路的一些微妙变化。
刘士林表示，现在重新使用城市和城市化，可以说一是对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动回应，二是限于中国城市化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不算高，所以选择了中间层级的城市这个表述。但从深层次看，也表明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主张走“小城市和城镇发展”的一派意见重新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问题。
袁崇法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在国际上普遍提的都是“城市化”，国外的城市仅有大小的区别，而无等级之分。
袁崇法说，把镇和城市分开会造成混乱，比如镇民和市民的户口如何划分就是问题之一，“如果提城镇化，就还是有城市和镇的区别，小城镇再小也是城市，所以更准确的应当是城市化。”
袁崇法告诉北青报记者，虽然现在已少提“控制大城市规模”，但大城市的承载力决定了这个调子是不会变的，现在的思路是从“堵”向“疏”转变，“中西部城市发展起来，农村富裕，公共服务搞好，就业机会增多，自然会减少向沿海大城市、北上广的涌入，人们选择的机会就多了。”
（转自《新华网》2015年12月22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重要政策，部署201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出发，高屋建瓴、深刻精辟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明确要求。李克强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形势，并就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更好履行政府“三农”工作职责等重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的“三农”政策行之有效、深得民心，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发展。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
关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会议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把握好进口规模和节奏。高度重视节约粮食，节约粮食要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关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会议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对受污染严重的耕地、水等，要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禁止区域，进行集中修复，控肥、控药、控添加剂，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抓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要下猛药、出重拳、绝不姑息，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关于“谁来种地”，会议指出，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要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创造良好务农条件和环境，要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制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经营农业的政策措施。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发展。
关于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坚持不懈推进扶贫开发，实行精准扶贫。要重视空心村问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要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及时反映和协调农民各方面利益诉求，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遵循现代化规律，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涉农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继续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把方向、管大局、抓重点，地方按照中央“三农”决策部署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问题。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会议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三农”工作，多到农村去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去看一看，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市县乡镇干部，要熟悉农业、了解农业，要懂农作物的种类和品质、节气、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会议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扎实工作，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认真落实这次会议的各项部署，奋力开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崭新局面。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4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出席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党委和政府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
（转自《新华网》201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