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委员天地 > 学习资料
学习资料2016年第2期
发布日期:2016-02-16 来源: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若干思考

李罗力

一、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自从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以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悲观哀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尤其在今年6月中国股市暴跌后,悲观和恐慌的舆论,一时间占据了许多媒体的主导地位。“中国崩溃论”更是甚嚣尘上,不少人断言中国的三大泡沫——投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即将引致中国经济崩溃。

然而,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何谓经济崩溃?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经济崩溃,应当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大萧条、大失业,而持续性、大范围、没有复苏迹象地剧烈下跌,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长期笼罩着经济衰退和停滞,整个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甚至银行发生恐慌性挤兑风潮,市场发生恐慌性抢购风潮。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欧美国家出现的经济现象就是典型的经济崩溃。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呈现了一定的困境,但是所出现的问题与历史上发生的真正重大经济崩溃相比,根本只是增速放缓,经济下滑,发展遇到了一定困难而已,甚至连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都还算不上,更谈不上什么“崩溃”了。正如有国际评论家所说:“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情景仍然离中国很遥远”。

事实上,即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危机,也并不一定就会导致经济崩溃。近在眼前的事实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导致欧美国家经济崩溃。

所以,“中国经济崩溃论”真的可以休矣!

二、中国经济放缓从根本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下滑,遇到了较大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

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认为这是中国长期高速增长中出现严重泡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或是中国长期以来错误的经济增长模式、错误的经济政策方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尽,中国的制造业已无法重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表现。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就此一蹶不振,会快速衰落下去。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坏事变成好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大好事。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主要是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凭借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全球市场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只用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就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尽管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有人唱衰中国经济,不断有人预言中国经济要崩溃,不断有人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正确,但是中国发展成功这个铁—般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根据自己国情,所选择制订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非常正确。

然而,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中国原有的这种发展模式,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美国际市场严重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人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已经走到了尽头,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必须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必须从以人口红利为前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向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打工者”,必须提高自己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含量,从为别人代工的“中国加工制造”者,走向真正的“中国制造”者,再走向真正的“中国创造”者。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从单纯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从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落后产业形态,转向低耗能低污染的高端先进产业形态。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民众,日益要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抛弃单纯追求GDP的传统生产方式,代之以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的生产方式。总之,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转变发展道路、转变增长模式、转变生产方式的关键历史时期。

然而,这种转变谈何容易?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从初期工业化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最终发展到后工业时代的高端高新科技发展道路,无不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其中伴随着大量经济下滑低迷,增长停滞甚至爆发危机的痛苦过程。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一个从经济体量上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这种转变哪有可能一蹴而就?哪有可能不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型?

当前我们看到的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传统出口产品数量严重萎缩、投资驱动模式风险不断加大、企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难以为继、招工难和民工荒日益显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加速丧失、部分以重工业能源工业和采掘工业为主的省市地区经济滑入低谷、地方债务沉重、银行呆账坏账增加以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实现经济转型所必然产生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下滑,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能否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转型。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由于不能成功转型而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

三、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令人担忧吗?

下面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进入7%甚至低于7%的中高增长速度令人担忧吗?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已把保持这种中高速经济增长叫做“新常态”,这表明中国当局已不会再把回到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智和明智的战略选择。

事实上,我们倒是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7%左右的增长速度还算低吗?其实,所谓的“中高速增长”是相对于中国前几十年一直保持的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而言的。目前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经济体量都比中国小得多,人口也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呢?长期以来始终是在1%、2%或3%左右而已。像日本这样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甚至有十年以上几乎都是零增长。如果中国与他们相比,7%左右的增长速度不是已经是很高了吗(当然中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中国则仍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更何况中国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难道不仍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快的发展速度吗?印度号称今年增长速度要达到7.5%,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不要忘记,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即便如此,增速位居第二的中国难道不依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吗?

还有人做了这样一种计算——即使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2014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那样高,实际只有5%,但这也意味着2014年中国的经济产出大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长率为14%),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规模比那时大得多。

其实,我认为,观察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的要害问题是,其增长速度所创造的工作岗位能否满足当年的就业率。如果能,那就是合理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那就是偏低的增长速度。现在有些人研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也有人研究经济增长的承载率,总之,是在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标准。而在我看来,能够满足当年的就业率就是最根本的标准,就是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适的底线。

如果按这个标准去衡量,则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下滑至7.4%——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但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超过了1300万。从满足当年就业率的角度来看,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并没有令人担心之处。今年也是如此,尽管上半年的GDP增长率比去年继续下滑,只有7%,但是第一、第二季度的累计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达到718万个,就业的目标达成率达到71.8%。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10月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到的,“在世界经济波动异常、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10万亿美元体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能保持7%左右的增速,实属不易。我们的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高水平的,居民收入高于GDP增速,全国单位能耗也是下降的。我一再说,只要保持比较充足的就业、百姓收入有所增长、环境不断改善,7%左右的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四、传统经济指标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误判吗?

现在中国到了经济转型的拐点,经济学界、社会各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对经济目前形势的判断和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判断都有很多的争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长期发展的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还是用传统的经济指标来判断,但现在这些方法在有些方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准确、全面和客观了,或者说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现在更加复杂的经济运行状况了。例如现在很多专家习惯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来判断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若这些指标的大幅下降就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糟糕的局面。但是这些指标怎么来解释互联网、物联网、移动终端、智能设备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呢?这些指标怎么能够观察和判断上述新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深刻转型呢?比如深圳,经济形势发展很快,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22.7%,在全国各省市一直保持第一位,但是它的用电量、铁路运输量并没有增长,都是新兴产业、移动互联、智能设备、“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产业变化。而且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深圳实际上更快地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重要很深刻的变化。而这些,用传统经济指标是很难全面准确地观察和判断出来的。

现在内地的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明显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萎缩,企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和研究一下,这是单纯的生产停滞下滑还是转型期的一个变化?应该研究和关注这个地区传统制造业下降时,它的新兴产业有没有发展起来;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的各种产业,尤其是创新的产业有没有出现苗头,有没有在发展。如果传统产业在下滑时新兴产业在出现、在增长,那就说明这个地区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型。中国这么大,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都不同,尤其是现在国家经济整个面临着产业转型,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更不能只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指标来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做判断和下结论。我认为,一方面要研究现实中的产能过剩、经济下滑、经济萎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产业的兴起,才会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在经济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尤其是中长期发展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4月14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实际上也讲到了这一点。他首次提出:“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行业和区域现在都处在一个分化状态,需要先把准脉搏。”事实上,即使对于传统经济指标,在目前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也不能简单地只用它的上升或下降来对经济发展状况做判断和下结论,否则也会对经济造成误判。

例如今年上半年,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用电量增速持续回落,但工业增加值却仍能保持一定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内部增长结构出现了新变化:由于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占到整个工业用电量的将近2/3(62.3%),而今年上半年它们用电减少又是其他全部工业的1.34倍,所以整体上表现出工业用电量回落;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只占全部工业的不到1/3(28.4%),因此虽然它们生产增速同比回落,但在其他工业行业继续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情部下,就出现了用电量指标下降0.5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仍然能保持6.3%增长幅度的经济运行状况。

由此可见,在我国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一些新兴力量正在成长的新常态下,特别是在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的新发展阶段中,运用传统指标进行经济分析和判断已经远远不够了,一味强调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已经不全面客观准确了。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去观察,用新的思维去分析,也需要有新的经济指标来对这些新业态、新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

五、中国真的“消费不足”吗?

淡到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首先恐怕要分析一下当前最流行的一种理论,那就是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拉动,而消费则严重不足。许多专家认为,居民消费不足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000年后下降更为明显,2010年下降到最低的33.8%,此后虽回升至2013年的36.2%,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大大偏低。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表明,目前扩大居民消费仍面临很多困境,尤其是居民偏低的收入水平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热情。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由于居民消费率偏低,不能有效拉动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目前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对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很多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把当前的所谓“消费不足”,理解为消费疲软、消费能力差和消费水平低。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些理论分析完全相反。近年来虽然从统计数字上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但是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各个消费领域不断蓬勃高涨,在一些领域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现在全球都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消费大国,无论是工业产品、消费产品、大宗产品还是奢侈品,甚至旅游产品,中国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这种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巨大增长,恰恰就是近10多年才突显出来的。

在我看来,持有这种理论的很多人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所谓一国的消费率或居民消费率,所指的是整个消费或居民消费在GDP中与投资、净出口相比所占的比率。它反映的是GDP的结构。当我们讲到消费率高或低时,主要是指消费所占比例相较于投资所占比例和净出口所占比例而言的“高”和“低”。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率在持续走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4万亿来救经济的政策,使得GDP中投资率更加明显上升和消费率的更加明显下降。由此可见,这里的消费率高低与实际发生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上涨衰退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并不是真正衡量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指标。

消费增长率(又称为家庭消费增长率)则不同,它是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的统计数据。由于它统计的内容是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例如汽车、洗衣机等,但不包括住房)的最终支出,因此可以说,这个指标才是衡量每年国民实际消费能力和水平增长或衰退的恰当指标。

据统计,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的消费年增长率达到8.64%,举世无双。同期世界经济整体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年增长率也只有5.8%。另有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消费增长率为7.53%,除低于印度的7.84%外,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这就印证了为何近年来我们国家能够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更令人费解的是,很多强调中国消费率低的论者,总是喜欢拿中国的消费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认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的消费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

这到底能说明什么呢?事实上,GDP中的高消费率或者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高,并不一定就是高经济水平、高生产力的表现。落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低,在它的国民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都可能会高于第二产业,GDP结构中消费率也会高于投资率。只有当一个国家进入高速工业化阶段,它的GDP结构中投资率才会不断升高,它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比例也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同时也会超过第三产业。那么为何发达国家现在的第三产业比例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在GDP中投资率也占比也较低呢?是因为它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大量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已经通过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了,而它们自己则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掌握着核心技术和资金,掌握着全球领先的高端服务业。它们的高消费率和低投资率以及高第三产业和低第二产业,与那些落后国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我们国家目前则仍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所以投资率高于消费率,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很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区分上述完全不同的事实和概念,把这些统统放在一起“一勺烩”,然后就下结论说中国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在时下有关担忧我国消费率偏低的众多理论中,我认为还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中国的消费率是否真的这么低。二是中国投资率的偏高是否表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

现在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主要是在统计中对居民的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在对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进行统计时,包括了每年居民购买所有货物和服务(也包括耐用品),但却不包括购买房屋的支出。而众所周知,这恰恰是中国居民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为了在统计上能够把居民住房的消费包括进去,在现有居民消费支出统计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所有租房者实际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而统计部门在计算自有住房者的虚拟租金时,长年不变用的是房屋的造价(城镇每平方米2000多元、农村600多元)乘以一个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显然,这种理论计算方法大大低估了中国居民的实际住房消费水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只是交通费加通信消费的1.5倍。这怎么可能呢?如此计算出来的中国居民消费率,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水平。

如果在虚拟租金计算公式中用当年实际市场租金标准来代替房屋造价,也许要更符合实际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就留给了我们研究者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怎样制订一套科学正确的方法,来更加真实和准确地估计中国居民住房消费的实际水平。

在讲到中国较低的消费率时,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中国大多数民众不习惯有了收入就“吃光喝净”,更不接受“超前消费”。他们注重“量入为出”,因此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是世界闻名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国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不同之处。这种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与他们是否“钱紧”并没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未雨绸缪”的消费习惯,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消费避免大涨大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大,金融危机后约有75%的中国消费者继续维持甚至提高现有消费水平,而在北美和欧洲,有近60%的消费者减少开支。调查还显示,金融危机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经济出现了问题,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高达1/3以上。

当然,高储蓄率还会带来高投资率,这也是中国几十年来以高投资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了吗?事实上中国近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很高的投资率来实现的,这点已经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问题就在于,如果说高投资率就是结构失衡的话,那么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经济体,怎么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的成功甚至创造了非凡的奇迹呢?

其实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不但成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它用很高投资率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给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消费市场,因此与中国的高投资相对应的不只是中国的国内消费,而且还包括国外的消费。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很高的投资率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相反形成了较适应于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合理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才开始突显出来。而且在欧美市场严重萎缩后,中国政府才会更加明确地大力提倡、鼓励、促进和刺激国内消费,很重要原因就是使其弥补原来国外消费的那部分空缺,与此同时又大力压缩原有的过剩和无效投资,从而力求使经济结构达到新的再平衡。

所以当我们论述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否合理时,不能只从表面数字上一概而论,还要深入现象看本质,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才是客观和准确的。

六、中国经济正在向好吗?

只要真正冷静地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实经济并不是死气沉沉。相反,目前在中国经济中有很多新的东西和重要的亮点,正在不断涌现出来。

前文说过,李克强总理今年4月份讲话时曾首次讲到,我国目前经济中一些传统的支撑力量正在消退,一些新兴力量则在成长,有的新业态新产业呈爆发式成长,行业和区域现在都处在—个分化状态。到了今年10月,他的这个观点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他以城镇就业为例指出,在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今年1~9月城镇新增就业已提前完成全年指标。这里面就有“双创”、简政放权等改革带动的新业态增长、服务业快速发展,以及消费对增长贡献的作用等等。

今年5月10日,上海博道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莫泰山在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演讲中说:“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看总量的数据,是在往下走的。但是稍微去关心一下结构的话,会看到一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如火如荼。扩张非常快,传统的大企业依然缺乏活力,而创新创业中很多小企业正在涌现出来。”可以说,莫泰山的发言,代表了无数像他一样活跃在中国创新大潮中的新一代企业家的心声。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在两个领域的创新领先于世界,那就是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的改善。还有人指出中国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持领域正在超越美国。那些认为中国只会抄袭西方公司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以上引用的一些媒体资料,让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新亮点,鼓舞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和不断向好的希望。

七、有什么新的经济指标衡量创新经济吗?

前文已经讲到,用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准确和深入地解释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创新经济对中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已经无法全面系统地观察和判断上述新经济形态使中国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

因此,我认为应该尽快找到一套新的经济指标来补充我们传统的经济指标体系,这样才能在当前中国经济急剧转型的新常态下,为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们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提供重要的研究分析工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非常紧迫的重要工作。

有这样的一套新的经济指标吗?我认为,有。

现在中国商务部每年都发布《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作为权威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每年也发布《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发布相关的信息(例如国家邮政局每年公布中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业发展信息等),它们所公布的有关中国电子商务的各种信息数据,在一定程度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今天新经济形态的重要经济指标,尽管它们也许还不那么规范完善,还不那么系统全面。

首先,我们可以从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增长上,观察分析中国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主要新经济形态和业态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因为在这项指标中,囊括了生产性互联网B2B(企业对企业网上交易)、网络零售、网络团购、移动终端网购、快递业务、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跨境电子商务、软件开发服务等许多新经济形态和业态所产生的市场价值。

从这个指标上看,中国的新经济形态和业态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依然在新的领域续写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后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呈爆发式增长。2002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总额仅为1万亿元,到2014年,仅12年的时间里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就高达13.4万亿元,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继续保持十分旺盛的发展势头,交易额达7.63万亿元,同比再增长30.4%。

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中国消费所起到的带动与促进作用,这对于观察和分析这部分新动能在我国目前启动内需战略中的速度、规模和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增长速度大大超越世界其他国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网购市场。2013、2014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继续以42.8%和49.7%的惊人速度高速增长,且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网络零售续写高速增长奇迹,同比增长再达到将近一半的48.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上升到11.4%,较201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31%,增长速度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第三,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我国就业所起到的重要带动与促进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在我国经济当前下滑的情况下,显得格外有意义。我认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次讲到新经济形态对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实际上主要都是讲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在增加社会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吸纳就业人员超过230万人,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670万人。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能够如此带动大规模就业增长,有力地凸显了它们在社会发展和服务民生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我们可以观察分析这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对我国其他一些产业发展所起到的带动与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电商化”趋势日益明显,电子商务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正在创造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方式和新的就业方式,而且也在深刻地冲击和影响着我国商业、物流业、金融业、外贸进出口业等许多传统及新兴产业,正在对这些行业的升级换代起到重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使得这些领域的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操作模式、市场运作模式都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革。因此通过电子商务的指标来观察和分析它们对这些产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商业。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我国商业企业的影响和带动是最大的。在苏宁易购、国美商城等零售转型的模式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企业涌入电子商务领域,推动着传统商业迅速和大规模地升级换代。在每年公布的电子商务交易数据中,观察和分析电子商务对商业影响和带动的信息数据应该是最多的,因为近年来从消费品到大宗商品,从卖纽扣到卖房子,一切都在“电商化”。

物流业。可以说,电子商务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巨大拉动作用,体现在物流快递业务上。而这一行业也是我国近年来高速增长起来的又一重要新产业业态,它对带动城镇就业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规模首次超过美国,跃至世界第一。国家邮政局指出,中国快递业务量从10亿件到100亿件,仅用了8年时间。尤其是2011年3月以来,累计业务量已经连续44个月同比平均增幅超过50%。中国快递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匹黑马。今年上半年,中国快递业继续迅猛增长。规模以上快递营收同比增长33.2%。此外,有媒体报道,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从业人员已达到590多万,我国主要快递企业已拥有67架专用飞机。

金融业。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不少地区的网络金融业务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服务和非金融机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业务,成为在电子商务带动下出现的金融新业态。而以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预付费卡、POS收单等为主的第三方支付业务规模和增长速度,则是衡量网上金融新业态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的重要指标。2014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23.3万亿元,增长35.5%。从1998年开始到2014年,中国的互联网支付经过16年的成长与创新,支付的产品种类以及客户群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收单商户、个人用户、交易量上都远超美国。第三方支付已成为中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第三方支付业务继续快速增长。行内的权威分析机构艾瑞咨询预测,今年我国的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将达31.2万亿元,再增长33.9%。

外贸领域。在中国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我国外贸领域新的发展热点。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同比增长42.8%,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7.3%。在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未来驱动外贸发展的新动力。跨境电商逐渐受到传统企业的重视,成为传统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很多的传统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以上,就是我们尝试用电子商务信息数据对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新经济形态和业态进行的观察和分析。显然这些观察和分析还是十分初步的,很不全面也很不细致,甚至很多方面可能还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电子商务信息数据要真正成为能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分析和判断的经济指标系统,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系统化、规范化的梳理以及补充和完善。不过,无论如何,找到更多更好的新经济指标来对新经济形态进行评估、分析和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和需要尽快做的。我在这里所做的尝试,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作者是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开放导报》杂志社社长。转自《开放导报》2015年第6期)

文化的作用是什么

杨 耕

 

在当下中国,文化问题引人瞩目。无论是学界,还是商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似乎人人都在谈文化,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文化产业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住宅文化……各种“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似乎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似乎社会就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

 

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不能说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称为文化,等于抹平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区别,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同一体了。文化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但不是同一体。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中介、文化为导向的有机体,但不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实际上,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语)。

正是通过这种“影响和作用”,在经济形态的基础上、政治形态的中介作用下产生的观念形态即文化,又反过来渗透于、熔铸在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之中。就其实质而言,文化属于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是人们的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意义世界。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经济本身,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物质本身,但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又具有文化的内涵,体现着文化的独特的社会作用。

走马观花般地看看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吧!人们常说“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住宅文化”……实际上,茶本身并不是文化,茶叶就是一种树叶,但饮茶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红楼梦》中的“妙玉雅饮”与“刘姥姥牛饮”,就体现了不同阶层的不同文化观念。酒本身不是文化,酒是通过生物化学酿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饮料,但饮酒方式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梁山泊的英雄们大块吃肉的豪饮与《红楼梦》中的小姐们吟诗行令的雅饮,体现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文化观念。吃本身不是文化,吃是人的自然需要,但吃什么、如何吃却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马克思语)。从茹毛饮血到熟食,从熟食到美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不同民族饮食中的礼节、规则、习惯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观念。住宅或房屋本身不是文化,但房屋的设计、建筑的风格则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北京的四合院与福建的土楼、中国的故宫与法国的凡尔赛宫、东方的寺庙与西方的教堂,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观念。

浮光掠影般地看看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吧!石头本身不是文化,石头本身属于自然物质,但石雕是文化,龙门石窟也好,敦煌石窟也罢,都是文化,体现了特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构思。树根本身不是文化,但根雕是文化,体现着“木质匠心”,是艺术家利用特殊的自然物加上自然物本来没有的“心”创造出来的,是艺术家活动的对象化、客观化。夕阳和芳草本身不是文化,“阳”本身是天体,“草”本身是植物,二者本身都是自然物质,但“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则是一种以自然物质为对象而形成的审美境界,是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的精神性产品,自然物质一旦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并经人的审美把握、艺术塑造、观念升华,就会成为文化,就会从“无情物”转变为“有情物”,并具有了象征性。无论是以莲花代表高洁,还是以牡丹代表富贵;无论是用菊花代表气节,还是以杨柳代表离愁别绪,都是以自然物质为象征的文化符号,既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又符合这些自然物质的特性。

这就是说,文化是有物质载体的人化的观念世界。文化不是物质,但文化可以有其物质载体;物质不是文化,但物质可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具有文化的内涵。在笔者看来,文化本质上属于观念形态,是价值和意义,是内涵性的存在,不能目视,但文化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对象化、客观化,从而为人们所感知、体悟、理解、接受。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改造了自然,形成了社会,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引导社会。

 

文化的作用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

 

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作用。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凡属人的活动范围,文化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从而塑造个人,引导社会。

其一,文化具有传递文明的作用。文化不同于器物。器物都是用于当时而毁于以后,文化不仅能够用于当时,而且能够延续而泽及后人。无论《阿房宫赋》如何铺陈,留下来的只是著名的“赋”,而阿房宫早已化为废墟,无迹可寻。薪尽火灭者,宫殿楼宇、器物;薪尽火传者,观念形态、文化。文化具有承载和传递文明的功能。文化的这种传递文化的功能,使个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人类在较长的时间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教化”。如果没有这种“教化”,那么,我们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现在仍然是原始人。

其二,文化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人既有社会属性,又是自然属性;既有理性的方面,又有非理性的因素。文化的作用是以社会规范“化”人,以发挥理性对人的行为的主导作用。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具有约束性、普遍起制约作用的行为规范。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家庭启蒙、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公众舆论等文化手段,将社会规范加之于个人,以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文化所代表的就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并被特定社会、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遵循的行为规范,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先在的给定性和约束性。个人如果明显背离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其生存就会陷于困境。

其三,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文化提供着关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等社会标准,并可以通过社会教育而内化为个人的是非感、正义感、羞耻感、审美感、责任感等等,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认识水平和人生境界,凝聚社会力量。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力量的凝聚有赖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则主要来自文化认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而能够凝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理想追求,能够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凝聚起来。作为观念形态,文化以其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渗透力、凝聚力、引导力在经济生活、政治过程、社会活动中内在地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这同样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注意发挥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功能。同时,我们应当注意,不是文化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而是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决定着文化。现在常说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软实力”,靠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之外的“硬实力”。换言之,文化的“实力”实际上是在文化之外。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语言,靠的不是它自身的语言魅力,而是它身外的实力。如果没有英国当初的“硬实力”,大英帝国不可能“日不落”,英语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如果没有美国“二战”后的“硬实力”,星条旗不可能“永不落”,英语很可能已经在世界式微。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仍占主导地位、仍属强势话语这一历史现象了。

我们应当明白,文化及其作用不可能单纯地从文化自身得到解释。文化命运的背后是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社会走向的问题,文化争论的背后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的竞争,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近代中国的文化争论、“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不是单纯的文化争论、文化变革,其实质是政治变革的辐射,是社会变革要求的折光。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原因是因为自然经济“玩”不过商品经济,农业文明“斗”不过工业文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挡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和双重作用

 

高度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离不开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起作用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在历史中形成,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起作用的不是文化,而是“文物”。我们应当注意,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典籍。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这种转化必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并非所有的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都能转化为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思想“现实”,转变为传统文化,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的需要犹如文化典籍的“过滤器”,把文化典籍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资源强化、放大,并通过种种途径灌输到百姓心中,从而逐步成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往往因为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过滤”而磨损了它的积极的、优秀的方面,而其中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消极的方面甚至糟粕又被强化、放大了。即使当时属于积极的东西,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陈旧过时了。

这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二重性:既有优秀的方面、精华,又有陈旧的方面、糟粕。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二重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陈旧的方面、糟粕是社会进步的重负,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方面的突破与革新;优秀的方面、精华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和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力量,所以,社会进步必然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这种二重性,同样具有双重作用。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造就过文宋武元、雄汉盛唐,创造过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文明。不仅如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蕴藏着解决当代世界性难题的深邃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与它所维护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就越是减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越是凸显。可是,负载着同样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又出现了“倒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我看来,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古老的孔夫子名扬四海。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实际,都有自己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最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但又不能在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文化变革的激荡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在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也不能期望在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之上嫁接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社会。

我们应当明白,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尊孔读经”,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为导向的一种创造、创新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背对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民族精神。既要变革传统文化,又要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文化难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和标准,判断什么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精华,什么是陈旧的东西、糟粕,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条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以文化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转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

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夏 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阐述了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这对于新形势下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具有重大意义。

一、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这些年来,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都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在基层也面临一些需要引起重视和研究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四个并存”现象。

现实困境之一:协商民主“认识多元”与“动力不足”状态并存。一方面,对协商民主的作用认识不一,影响协商民主制度效用的有效发挥。有的视政治协商为征询意见、接受监督、减少矛盾的机会和手段;有的认为民主协商程序复杂、意见多元,会影响决策和行政效果;有的认为民主协商只是走程序、走形式。另一方面,对推动协商民主发展信心不足。有些政协组织、党派组织存在怕被认为是“越位”“争权”的顾虑,主体意识不够强,惯于“被动”协商;有些认为民主协商是“虚功”、是“软活”,没有标准衡量,可做可不做;有些政协委员、党派成员存在“不多事、不出头、不越位”的无为思想。

现实困境之二:协商民主“制度不全”与“形式单一”状态并存。一方面,有些协商民主活动还存在随意性、零散化现象,缺乏健全、稳定的制度保障;有些协商制度、机制还没有形成体系,存在明显的条块化、碎片化现象,不能与党委、政府的议事规划、规章制度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协商载体略显单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的运用不够均衡,有的成效还不够明显。同时,协商形式不够活跃,往往仅限于政协范围内的会议协商,有时变成政协“唱独角戏”。

现实困境之三:协商民主“程序断裂”与“开放不够”状态并存。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民主,也是一种开放性民主。当前,一方面,已经出台的有关民主协商的文件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具体表现为过于笼统、过于宽泛,缺乏必要的程序和步骤,致使协商主体、内容、程序、形式、反馈等规范性、约束性不够强,存在“程序断裂”现象。比如,在协商准备环节,有时征求意见时间较紧,致使政协、党派无法在协商前开展充分调研、做好精心准备,影响协商质量;在协商成果反馈环节,有的反馈程序不到位,使政协、党派组织及其成员对建议采纳情况不明,存在“有去无回”现象。另一方面,政治协商活动开放度还不够高。目前,政治协商主要是社会各界精英的高层次民主协商,基层民众参与度不高,大批社会弱势群体还难以切实参与,较难直接听到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真实声音,影响了基层民众对政治协商民主的知晓度和认同度。

现实困境之四:协商民主“保障乏力”与“实效不显”状态并存。一方面,有关文件对政治协商内容、程序、形式虽有规定,但实际执行不到位。有的地方就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自觉性不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需要协商的就协商、不需要协商的就不协商”等随意性、零散化、重形式、轻内容、走过场,以及以通气代替民主协商、以事后通报代替事前事中协商的现象。有的缺乏机制保障,协商作为决策的先决机制、考核机制、知情明政机制、督办反馈机制等不够完善,引导性规定多,制约性规定少。另一方面,对协商结果应用的监督有待强化。在目前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对协商结果的有效应用缺乏必要监督,存在协商效果甚至主要依赖相关党政部门政治协商意识的强弱和基层政协领导在本地区的影响力的现象,导致协商结果很难体现,以至于党派、政协、民众的协商意见或建议得不到如期的贯彻落实。

二、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当前,要根据中央精神,切实解决好对政治协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重大问题没有纳入协商范畴、决策前的协商不充分、协商程序不够规范、协商的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着力在推进协商民主法制化、程序化、透明化、有效化上取得新突破,全面促进协商民主有序健康发展。

路径之一: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促进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和机制创新。按照将“功能性的协商民主”转向“制度性的协商民主”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制度配套和系统规划,将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与党委、人大、政府办文办事规划协调衔接,切实从制度上把民主协商嵌入党政决策程序,固化运作程序,确保协商民主的规范有序开展。一是研究制定“协商民主规程”,增强制度的权威性。

要研究制定各类具体可操作的民主协商规程,完善民主党派直接向党委提出建议制度,健全知情通报、定期联系沟通、协商成果反馈等制度,着力推进协商民主的程序化、规范化。二是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增强制度的系统性。要将制定综合性制度与专门性制度结合起来,将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结合起来,将推动党委、政府制定制度与健全政协内部制度结合起来,将贯彻上级制度与完善本级制度结合起来,将建立急需暂行规定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分别就协商计划制定、协商准备、协商会议、协商成果汇总与报送、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方面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形成协商规程加实施细则“1+5”制度体系,切实把民主协商纳入民主法治建设的整体框架,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同时,要统筹协调政协内部各种协商形式,加强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他协商渠道之间以及相关制度的衔接配合,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纳入各级党委的议事规则和政府工作规则,实现政协职能与党委政府工作规则和程序的有效衔接。三是完善可操作的协商程序,增强制度的规范性。坚持程序建设实用、简明、高效、透明的原则,从知情、沟通、反馈三个环节入手严格完善民主协商程序,进一步明确“制定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组织协商会议、协商成果汇总与报送、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五步走协商必经程序,并对每个程序做出具体规定,体现可操作性。同时,对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民主协商会等协商形式分别制定具体规程,实现由“积极协商”向“程序协商”转变。

路径之二:坚持以发展创新为核心,拓展协商民主的运作平台和工作领域。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拓展民主协商领域,探索创新协商民主运作平台。形成协商民主社会化、开放式的工作格局。一是搭建多层次基层民主协商平台。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协商平台,比如,建立党际协商机制、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协商机制,以及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和集团、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机制。在这些机制中,逐步完善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制度,逐步扩大在现有法制框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推动群众政治参与渠道广泛、多层、通畅,是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要从发挥群众主观能动性出发,创设完善民主听证会、民主恳谈日、村务会商、村民说事、劳资协商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协商平台,形成多样、开放的参与和协商机制,调动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规范各种协商形式的职权、范围、召集方式,制定自治章程、理财制度、村(居、厂)务公开等制度,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制度。二是拓展基层民主协商的工作领域。要适应各类社会组织迅速扩张的要求,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向各类社会组织拓展,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加强统一战线成员同社会组织沟通联系的工作机制,重视社会组织在沟通、对话、谈判、调解中的协商渠道和平台建设,完善各类会议旁听制度,真正把社会组织参与民主协商列入制度层面实施并推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向网络拓展,在网络上导入论坛式对话类的协商平台,建立政府和网民的对话协商制度和引导网民理性讨论制度等,引导建立规范、有序、可控的基层网络协商民主体系。支持政协组织建立社会舆情分析中心,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组织开展舆情交流,收集广大委员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拓展和引导公民诉求合理表达的网络协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向企业拓展,通过基层商会、基层“创二代”联谊会、基层新联会等平台,推动协商民主与职代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职工董监事等民主管理制度的互动实施,注重发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的综合作用。

路径之三:坚持以形式丰富为抓手,推动协商民主的多层发展和多元参与。一方面,要进一步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党代会、人代会的旁听制度、政府的听证制度和基层组织的自治制度,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党际协商形式方面,完善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和书面建议形式,并规定民主协商会、专题座谈会结束后,形成民主协商会纪要和专题座谈会纪要。在政协协商民主方面,明确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的内涵,构建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为主,书面协商、恳谈协商、督查协商等其他协商形式为辅的多层面、全方位协商格局。另一方面,要拓展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尽可能将协商主体扩展到普通老百姓,将各种社会主体纳入民主协商活动中来,特别是注意把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纳入参与主体中来。同时,要逐步培养组织化和成熟的参与主体,积极引导自治性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事业单位等基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目前,按照原有的界别划分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阶层的需要,因此,要适当增加界别设置,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政协中能够有自己的代表,使政协的民主协商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要求,使人民政协真正成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路径之四:坚持以质量提升为目标,强化协商民主的选题研究和成果转化。提升协商质量,关键是要找准协商内容,落实协商结果。一是进一步厘清协商内容。在协商选题时要选择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把值得协商的问题拿出来协商;在现有政治协商内容基础上,结合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完善拓展。在党际协商方面,将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关系本地民生和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等相关内容纳入协商内容。在政协协商民主方面,将党委或党委、政府联合做出的有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起草和修订过程中的重要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机构改革和重大体制改革方案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行政区划和重大专项规划的重大调整,事关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和建设项目的决策,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案和实施方案等相关内容纳入协商内容。二是进一步落实协商结果。协商的目的是取得一致意见并得到采纳、办理、落实。要切实把协商成果纳入决策程序,制定对协商成果办理、落实、反馈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具体的办法;要加强监督,加快转化协商成果,以增强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路径之五:坚持以文化培育为基础,增强协商各方的平等意识和主体能力。协商的目的在于以平等对话、自由交流的方式来形成广泛的共识,营造平等、自由、公正、宽松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协商各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取得最大成效。一是培养公民意识。要加强公民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法制意识的培育,使公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自觉地、理性地、负责任地参与协商民主。二是强化协商共识。要通过建立完善党委定期研究政协工作制度、党政领导联系政协工作制度、党政领导出席政协重要会议制度和党政主要领导阅办政协提案制度,切实增强各级党政领导的民主协商意识,把广泛开展民主协商作为增强执政能力、提高决策水平、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和动力,推动各级决策机构、行政部门更加自觉地坚持协商民主,更加主动地把协商民主纳入决策程序和决策执行全过程。三是增强协商能力。要切实强化协商者的协商素质和对接力,把协商民主理论列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的必修内容。同时,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召开座谈会、学习会、意见征集会等方式,努力提高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民主协商、参政议政水平。

路径之六:坚持以责任落实为保障,重视协商民主的持续推进和健康发展。要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建立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一是把协商作为决策的前置条件。明确规定协商的内容,对规定需要进行协商而未经协商的事项,原则上不提交党委决策、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和政府实施。二是建立重大事项决策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涉及群众重大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应由党委、政府办公室或委托相关部门及时向公众公布协商议题、时间和协商意见建议办理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建立协商民主活动督办落实机制。由党委办牵头,建立协商民主活动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商议题的研究、沟通、协调、跟进落实和督办反馈等工作,每年组织专门部门对协商内容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四是建立协商民主检查考核机制。党委要把能否重视协商民主、能否发挥好民主协商的作用作为各级党委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内容。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确定专人跟踪督查,确保协商办理落实,防止制度规定的虚置。五是制定政协委员、党派成员履职规定。建立健全履职协商情况、统计制度、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逐步解决政协委员、党派成员表现好坏与去留分离的状况。

(转自《领导科学》2015年9月上)

大调整大重组大格局中的国际局势

——说说2015年的中国与世界

何毅亭

 

岁末年初,辞旧迎新。回望2015年,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深刻的变革调整,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关系重组空前复杂,国际矛盾斗争空前尖锐,国际秩序重构推陈出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对外战略思想创新全面彰显,特色大国外交深入展开,对外关系气势恢宏。

 

大国战略竞争明显加剧

 

把脉国际格局变化,重在大国动向,因为大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地位重要、影响重大。

2015年,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仍然身处快速演变的历史性进程,它们着眼未来多极格局中的有利地位,持续推进内外政策调整,积极抢占先机和累积优势。

美国号称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竭力保持国内经济复苏势头;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政策新阶段,力促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继续借助北约欧盟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坚定挑战;推动伊核谈判实现历史性突破,纠集65国参加的“全球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在安理会决议框架下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与古巴正式建交并初步扭转在拉美的外交被动局面。

欧盟屋漏偏逢连夜雨。为确保作为一个世界力量中心的国际地位,在应对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的过程中,积极强化内部财政、金融、内务、司法等方面的整合,力图借此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新阶段。

俄罗斯强势“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的同时,大力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组建独联体联合部队,以强化对前苏联成员的掌控;高举组建“反恐统一战线”和推动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两面大旗,大幅加强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的安全合作,积极扩展力量存在,迫使美欧与俄改善关系;积极加强与亚太地区合作,注重借助“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

日本竭力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迈进。射出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变换政府开发援助和经贸合作方式,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力量投入;扛举“积极和平主义”旗子,签署日美安保合作新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通过安保法案,积极谋求修改宪法;再度联合德国、印度、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印度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强化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地位为基点,积极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和强势周边外交,既走遍世界大国又整肃周边小国,北上、东进、西拓,同样努力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极力跻身大国行列。

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和大国如此这般地推进战略调整,导致相互竞争明显加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竞逐地缘政治空间。在中东欧,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焦点表面上是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美俄地缘战略较量的最后摊牌,是俄罗斯对冷战结束以来不断推进的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的绝地反击。在中东,俄罗斯联合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反恐,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地缘战略挺进,欲与美国分庭抗礼,争夺地区主导权。在亚太,美国不断强化在中亚、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力量部署,极力把双边同盟打造成多边安全网络,着力牵绊中国崛起,以全面主导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进而掌控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缘板块,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

再一个是加强军备建设。美国在不断削减国防开支的背景下,仍不断翻新军事概念,从“空海一体化”到“第三个抵消战略”再到“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力图平衡威慑大国、瓦解暴力恐怖势力和提升盟友能力这三大军事战略目标;着力发展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完成全球反导系统部署,强化核威慑和网络威慑能力,加紧研制智能化武器、电磁武器和激光武器等,确保绝对军事优势。俄罗斯坚定谋求在潜艇和导弹等战略力量方面的传统优势,增加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不断更新军事学说,以提高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为核心推进军队改革,力求到2020年之前使70%的装备全面升级,建立空天军,并利用在叙利亚反恐测试各种新式武器,大力出口军火。日本全面突破集体自卫权限制,大幅增强自卫队力量,第四次增加军费开支,依据“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强军事技术合作。印度同样连续多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大力加强海陆空战略力量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军购规模,强化与美俄日法英等军事合作。英法德等在恐怖威胁增大背景下也纷纷决定连续几年增加军费开支,增强武装力量。

 

世界经济格局更趋平衡

 

把脉全球走势,重在经济发展,因为经济毕竟是基础。

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上继续处于深度调整期,增长势头脆弱,复苏态势不稳固,不确定因素突出。各国宏观经济数据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都面临金融风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速2015年为3.1%,低于2014年的3.4%,但2016年可能达到3.6%。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经济增长趋势、经济实力对比、国际经贸秩序影响力等方面都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朝着平衡方向靠拢。这确实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从增长态势看,201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继续分化,美国经济稳步复苏,美联储终于转入加息通道,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为2.6%,好于2014年的2.4%;欧洲经济基本实现复苏,欧元区全年增长能达到1.5%,也好于2014年的0.9%;日本经济仍陷衰退,全年增长为0.6%,好于2014年的-0.1%。新兴大国经济增长同样分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6.8%、-3.8%、7.3%、3.0%、1.5%。但整体地看,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明显快于发达国家,预计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经济增速在2015年分别为4.0%、2.1%,2016年分别为4.5%、2.2%,双双作为重要引擎驱动世界经济前进。这种态势始于2008年前后,保持至今并很可能继续发展。

从实力对比看,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总体经济实力对比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根据世界银行核定的数据和预测的数据计算,西方七国(G7,美、加、日、英、法、德、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007年的54.82%下降到2014年的45.68%,2015年、2016年、2017年仍将继续下降。相比之下,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则从2007年的13.79%增长为2014年的21.82%,2015年、2016年、2017年仍将继续上升。这种持续攀升态势,将不断推高广大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梯次崛起。

从秩序竞争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主导制定新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美日共同推动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美欧加速进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日欧开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同时,它们表示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感到“心灰意冷”,甚至首次公开呼吁放弃谈判。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动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内罗毕会议在2015年12月完成了信息技术产品扩围谈判,并就逐步减少农产品补贴达成共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发展,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金融领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于2015年6月宣告成立;美国国会被迫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将得到明显提升。这将使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平衡。

 

全球性挑战突出倒逼治理体系重构

 

全球性问题考验着现有全球治理体制是否合理有效。把脉人类社会未来,重在观察全球性问题。

2015年,全球性挑战凸起备受热议。除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危机、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难民问题等挑战外,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尤显突出。

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以来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影响最大最广也最受关注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是正在重新定义国际政治内涵和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的问题。自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结束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处于国际政治议程的焦点位置。2015年,世界195个国家为了在年底巴黎气候大会上更好地实现自身诉求,各显神通,纵横捭阖,最终在12月12日达成《巴黎气候协议》。该协议再度确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贯穿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新确立“各自能力”等原则,搭建了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巩固了联合国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唯一合法平台地位,并在此框架下开始建设气候变化资金管理、履约核查等一系列机制,为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最重要的准备。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肆虐世界多地。从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编辑部遇袭,到2015年中泰国曼谷和土耳其安卡拉恐怖爆炸,再到年末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炸毁,巴黎周末多点系列恐袭和美国加州恐怖枪击,各处恐袭警报响彻全年,不绝于耳。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同多国反恐力量争夺城池,吸引美欧澳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极端分子纷纷投奔或就地效忠,到“基地”组织在也门越狱掠地,再到“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在马里袭击酒店,新一轮恐怖威胁蔓延全球。从自杀性爆炸袭击到像国家实体一样存在和运转,从随意发动袭击到充分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型社交媒体招募人员、鼓动袭击、筹集资金,而且充分利用反恐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力量真空藏身坐大,恐怖主义活动方式已经换代升级。这种新态势,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召开财政部长会议并通过决议,从金融领域加强全球合作反恐;促使安理会为了反恐而一致通过决议,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促使美欧俄加强反恐协调,沙特组建号称34国组成的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纷纷加强对其他国家发动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能力的同时,本国政府机构和普通公民信息大量流失。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加强本国网络安全治理的同时,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的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窃密、网络空间军备竞赛等威胁。极端组织利用网络传播极端思想,募集人员资金,鼓动暴恐活动,祸害各国民众。这种态势引起联合国、欧盟、北约热议,促使大国探讨合作,推动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民间机构等共2000多位代表云集中国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共商制定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

这些全球性挑战,从世界大势看,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进程在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造成的副产品;从发展角度看,是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矛盾交织激化,原有发展方式遭遇瓶颈而越来越难以克服困难的结果;从安全角度看,是各国使用军事打击等传统安全力量和方式越来越难以应对威胁的表现;从治理角度看,是国际合作规则体制机制缺失,而各国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强大合力、无法充分有效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些挑战的凸显,促使世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人类发展方式转变、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寻求从根本上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实践气象宏伟

 

把脉世界走向,不能不关注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在源源不断给世界进步注入正能量。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世界大势,牢牢把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前进方向,创造性阐释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更加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重视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创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倡议开启新一轮全面开放,以新型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亲诚惠容思想引领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责权利平衡为原则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201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繁荣的新高度,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推向新境界。

理论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布局和路径,使之成为中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高高擎起的重要旗帜。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布局和路径是:在全球层面,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网络领域,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构建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布局和路径是: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围,一方面,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使之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另一方面,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在网络空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等四项原则,构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以及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实践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勇于为世界和平、发展、安全贡献和担当,国际影响全面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风生水起,新一轮全面开放成效显著。完成“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并着力实施,以亚洲为中心、西联欧洲和非洲、东跨拉美,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已同20多国签署合作协议,势头已起,成效初显。中国作为贡献全球经济增量三分之一的主引擎地位越发突出。

新型大国关系从容开阖,平衡稳定框架构建取得重要进展。与美国确认了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在双边经贸人文、叙利亚危机和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诸多领域扩大合作,在两军相遇和南海问题等方面加强危机管控。与俄罗斯保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提升,能源、航空、航天、高铁等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合作相互助推攀高,并同中国—中东欧“16+1”合作彼此抬升,形成中欧合作东西南北平衡拓展态势。

周边外交多方位多层次多头并举,命运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中日关系回暖并确认促进战略互惠发展,中韩自贸协定签署生效,中朝关系稳定前行。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完成,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进程开启,互联互通取得重要进展。上合组织首次扩员,中国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背景下寻求深入合作。中印互信合作增进,中巴经济走廊路线图进一步明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搭平台绘蓝图续写关系新篇章,机制化合作攀升历史新水平。在中非合作论坛首次非洲峰会上,提升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夯实五大支柱,推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在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全面启动中拉整体合作机制,随后推进“两洋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这两大机制,形成南南合作两翼齐飞态势。

多边场合献智慧供援助,全面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在联大庄严宣告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坚决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参与制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承担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分别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和第二位,未来5年为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充分展示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大国姿态;在金融领域,使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显著上升;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不断扩大建设性参与解决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重建、苏丹国内和解、阿富汗和解以及国际反恐,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前瞻2016年,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世界将经历美国大选和中国G20峰会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再出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各种挑战,共同构建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转自《学习时报》2016年1月21日)

】 【 打印】 【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