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习近平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这里，我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几点要求。

第一，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这次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六，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汉代王符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就是说，大鹏冲天飞翔，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轻盈；骏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只脚的力量。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转自《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俞正声

（2014年3月12日）

各位委员，同志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就要闭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各有关部门、社会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小组与政协委员共商改革发展大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应邀列席大会，参加委员小组讨论、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广大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专心致志履行职责，自觉弘扬良好会风，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增进共识。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

　　各位委员，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征程已经开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尤其需要我们始终坚定正确方向，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尤其需要集思广益、汇集众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稳扎稳打地前进；尤其需要广泛凝聚共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汇聚强大正能量。改革的本质是创新。人民政协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发展协商民主，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重要作用，更好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65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人民政协走过了与国家和人民同发展、共奋进的光辉历程。我们要从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坚定必胜信心，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重要思想要把握好“六个重点”

楼阳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的遵循。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在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体系上下功夫，更要在深入把握“六个重点”上下功夫，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一、高举一面旗帜——中国梦

　　信念引领梦想，梦想引领未来。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先提出中国梦。之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阐明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实践要求。中国梦的概念，以鲜明的个性和洗练的语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能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思想引领和精神旗帜。中国梦赋予奋斗以目标与意义，它深刻回答了“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怎么实现目标”，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想更加形象化、通俗化地表现出来了。中国梦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是和平发展之梦、造福世界之梦和推动人类进步之梦。

　　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要把握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在建设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中实现伟大梦想。中国梦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基本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前提，人民幸福是落脚点。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是中国梦的本质属性。

　　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要把握好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遵循，在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奋力自强中实现伟大梦想。这“三个必须”深刻阐明了实现中国梦的政治前提、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重要遵循。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种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同时，实现中国梦还必须立足民生、立足创新、立足实干。中国梦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让梦想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实干。我们要为“建成支点，走在前列”，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湖北贡献，把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切实增强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担当，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更大作为。

　　二、坚持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开启征程，正确道路是昭示未来的坐标。走什么路，怎样走，是关系民众福祉、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实践和理论的主题，也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进行了准确定位，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由之路，就是别无他法。中国如果不走这条路，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颠覆性错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哪还有民生福祉?在这些问题上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一些错误思潮所左右。对于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进行了强调。2011年11月7日，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013年1月5日，他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生命。6月25日，他又强调，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来自于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回应。它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本质属性，坚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发展目标。这条道路，既是方向又有具体的内涵。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要提高自觉性，努力在“接力赛”的伟大实践和伟大使命中续写精彩。

　　三、激活一个动力——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探索出了一条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具有人民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考察，就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开改革创新之先河的广东，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瞻仰邓小平铜像，充分表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在党中央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位置，更彰显了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断，充分阐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他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历史上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拿出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这就是“五个必须”：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断，明确了今后推进改革开放的总原则和总思路，为新阶段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他提出了下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总要求，这就是：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他强调，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既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总书记的这些思想、观点、要求都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上。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努力聚拢改革的正能量，共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四、牢记一个立场——人民立场

　　立场是关键问题，我们党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宗旨意识的最高境界。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兴衰成败也在人民。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根本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在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考察调研中，对坚持党的宗旨、做好群众工作作了多方面阐发，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对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多么的接地气、入人心，句句话讲到老百姓的心坎里，而且对各级党委政府、党员干部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坚决地说：“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十个更”和“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挚爱。十八大以来，他几乎是逢会必讲人民，必讲群众，必讲宗旨意识。“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的大问题。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党员干部，不是说你要不要联系群众、想不想联系群众，脱离群众你就会走向失败。什么叫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哲学范畴，我们不能说在学习的时候清楚，在工作的时候迷路，那样肯定不行。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准和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远大理想的客观标准。他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他强调，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告诉我们，远大理想必须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体现出来，离开为人民服务这个客观标准，讲远大理想就是空谈。

　　五、抓住一个关键——党的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论述、观点和要求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在思想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革命理想高于天。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有一个道理要反复讲，就是党的干部必须永不动摇信仰、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觉得，“缺钙”不仅会得“软骨病”，还会得“糊涂病”、“幼稚病”。开展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活动，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给党员干部精神“补钙”的过程。从当前来说，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在组织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好干部的标准，那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五句话、20个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总书记在阐述好干部标准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信念坚定，二是敢于担当。对好干部的成长，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这两个靠非常直白，又非常深刻。有些干部始终认为是组织培养不够，而没有认识到自身努力不够；不是珍惜组织和人民赋予的现有的工作岗位、赋予的使命，而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须知，一个干部虽然岗位、职务可能没有变化，但是今年和去年、明年和今年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形势在变化、任务在变化、要求在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一个干部岗位、职务没有变，实质上他天天、年年都在新岗位上。怎样理解使用非常重要。有的干部觉得几年没提拔就不是使用，实际上有一个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这就是使用。有的干部总觉得担子不够，希望组织上再压点担子，殊不知现在的这副担子他能不能挑好。总书记讲的这两句话深入浅出，反映着干部成长的规律。哲学范畴讲内因外因，没有内因发挥作用，光靠外因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自身努力，是干部成长的内因，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并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他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一个一个地钉，抓出成效。反“四风”，要跟钉钉子一样，一件一件地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钉，一年一年地钉，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认真抓好整改，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他强调，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的征程，毛主席说是“进京赶考”，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讲“赶考”远未结束。尽管还是那句话，但仔细体会、领悟，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我们党所肩负的使命，远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那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努力。所以说“赶考”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长远。赶考要考出好的成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反腐倡廉，而且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六、贯穿一个方法——唯物辩证法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始终贯穿一个方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对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判断形势任务，观察和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困难挑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关于用群众路线开展工作的观点。比如他强调，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代中国要求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也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要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用发展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推进改革开放。用两点论观察和处理问题，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灵活掌握和运用。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还比如，总书记2013年7月在湖北调研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这就是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为什么有的干部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容易发生偏颇，既有立场问题，也有观点问题，也还有方法问题。立场不对，看问题肯定偏；观点不对，分析问题也会偏；方法不对，看问题仍然会偏。看问题偏、分析问题偏，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可能推动和指导工作。所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要在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

　　(转自《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一期）

抓住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改革

包心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更高的政治智慧抓住核心问题全面深化各个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所谓核心问题，即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各个层面的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制度能否最大优化的现实问题，直接影响到能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否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能否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要害问题。实践表明，只有抓住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促进改革纵向深化和整体推进，发挥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一、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规范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

　　在经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历来是直接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经济结构能否优化、资源能否合理配置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是鲜明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确立了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和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突出成就,莫过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和体制的羁绊，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不断坚定了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几乎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密切联系。能否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直接关系到能否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能否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深入总结以往市场化改革成就、经验和深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深刻表明了我们党在运用现代经济规律指导我国现代化发展上的新的觉醒，表明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上的新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市场机制和现代政府体制，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各自特有的功能，不可相互取代，更不可相互对立。对于我们这样后发型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实践表明，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1)配置社会资源；(2)促进公平竞争；(3)提高经济效率；(4)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而政府的功能与作用则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以确保经济平衡稳定发展；(2)对市场运作进行行政监管，以确保市场秩序与规范；(3)对社会秩序进行协调治理，以确保社会安全有序；(4)大力发展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以确保人民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受益。显然，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两者既具有不可相互取代的优长，也同时存在着各自不可克服的短缺。必须将政府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支撑、取长补短，从而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与发展合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表明，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这一基点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基本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为“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也有利于抑制政治权力非正常干预经济生活而产生的腐败现象。

　　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这一核心关系问题上，一些人往往更多地看到市场带来的消极作用，而对政府干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则估计不足或视而不见。事实上，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失灵”的可能。市场运作“失灵”，主要表现为由于利益的驱动而导致的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政府干预“失灵”，主要表现为由于权力的驱动而导致的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干扰和破坏。这两种“失灵”，都会各自走向极端，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干预“失灵”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比市场运作“失灵”所产生的消极社会作用要大得多。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调控“失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必须把市场运作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这是防止和克服市场运作“失灵”或政府干预“失灵”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在如何“结合”，“结合点”选在哪里?这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下功夫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实践表明，市场运作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关键点”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在这一基点上更好地规范政府职能行为。突出地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制度与规范；二是道德与情操。首先要健全制度与规范。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确立制度化的市场规范，以使市场运作在规范的制度体系中进行；同时按照现代公共政府职能确立制度化的政府规范，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使政府调控在规范化的制度体系中进行。其次要张扬道德与情操。现代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不可没有道德内涵；现代政府机构是“道德政府”，不可没有道德内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任何市场经营实体都应具有起码的道德底线，绝不可违背规律、损人利己。而在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过程中，任何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具有起码的公共服务道德，绝不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只要我们既具有规范的政府和规范的市场，又具有道德的政府和道德的市场，就一定能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深度转变和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

　　二、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更加有效地加强对权力运作的制约与监督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改革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最敏感部位，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需要抓住核心问题将改革稳步推向前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明确，但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明白。改革的实践和现实中的问题表明，搞清楚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遵循“权利本位”原则，解决好公共权力配置和使用的问题，即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运作、制约与归宿问题。是坚持“权力本位”还是固守“权利本位”。这是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质与要害，也是能否果敢而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要害。从公共权力运行全过程确保“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回归，是适应实践新发展和人民新期待提升政治体制改革境界、增强政治体制改革实效的新基点和大趋势。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明，权力不是国家机构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对国家机构的一种委托，是社会赋予国家的一种功能与责任。权力来自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同时受社会监督，最终回归社会，这是一切国家权力运行的本质与轨迹。国家权力的本质决定，在民主制社会中，权力具有宽泛的内涵与意义。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权力”。因而在真正民主制社会中，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所私有，而是为全体人民所共有。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是权力的一般意义。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公民之所以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是因为公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公民都有一份主人的权力。凡享有公民权利的人，都有一定的主人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基础，也是权利的保证。这就是广义上的权力。

　　然而这种广义上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相当抽象的，普通公民很难具体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存在，甚至并不怎么重视自己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现实生活中人们看重的是另外一种权力，这就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这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权力。这种狭义上的权力，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权力与国家职位紧密相联系；二是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系。权力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环境中，很容易生成一种负面政治效应，这就是，一部分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运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以权力为依托进行商品交易和其他社会交易活动。

　　少数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游离权力的本质而导致以权谋私甚至权力腐败，突出地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错位，再一种是权力失控。偏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指向，介入公共利益之外的利益交易，从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这是权力的错位；而权力高度集中，凌驾于集体和民主之上，失去应有的监督，从而依恃权力和滥用权力，这是权力的失控。不管是权力错位还是权力失控，如果得不到及时警醒与有效纠正，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受社会委托掌握着公共权力的人，都时刻面临着脱离社会和公共利益的风险，都有依恃权力走向腐败变质的可能。这就是当前不少领域腐败现象禁而不止、难以根除的制度性根源。这就要求，一方面，一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必须清醒认识权力的本质，时刻牢记“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自觉防止“权为私所有、权为私所用”；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体制确保权力的本质与运行路线，让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这两个方面，归根到底还是后一个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既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又是在新的基点上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个性和共性”的关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提升中国文化境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传统的积淀与升华。一定的文化形态是一定的民族在长期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深刻反映着一定民族的生产经验、生活习惯、民风民俗、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是一个民族的人文符号和精神象征。因此，任何文化都首先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是一定民族的传统性和本土性的集中体现。同时，文化又具有极强烈的交流性和交融性，随着各民族相互之间交往的扩大，不同文化形态相互交流和交融，潜移默化出更高层次与更新内容的文化形态。尤其在信息化愈益强烈和全球化愈益凸显的今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乃至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已愈益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和大趋势，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化又必然呈现出鲜明的“共性”特征。坚持“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相统一，既从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实出发，充分地尊重传统，保持文化的本土性和特色性，又密切顺应时代潮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互动性，积极学习和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样一种文化变革规律与趋势出发，我们党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任务。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的有机统一，就是在既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又学习和吸纳外国文化的基础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愈益表明，能否建构起这样“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相互共融、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直接关系到能否建构起我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是顺应了“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有机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与大趋势。

　　当前紧紧抓住文化“个性和共性”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完成两个方面艰巨任务：一方面，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提升人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大力促进公益文化事业发展，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从而充分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人民创造出更多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着眼于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大力促进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做大做强文化市场，加强国际文化合作与交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文化在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增强民族自信、促进民族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管治和共治”的关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机体在加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加快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鲜明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任务，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些创新理念和改革部署，是对传统“管治”模式的重大突破，深刻表明我们党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警醒与自觉。

　　这里所说的“管治”，是指在一元化社会体制下所形成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党委、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管理与治理；这里所说的“共治”，是指在多元化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构建的包括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共同治理新格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快，当代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社会“共治”新阶段。正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党的十八大把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力量共同治理社会的任务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明：“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我们党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体制、新机制、新目标，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发挥和依靠多元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社会。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多元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社会的新体制、新格局，必须着力解决好三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党委如何领导和治理社会?我们党是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而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与推进作用，首先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我们党的执政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表明，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不仅造成对党内民主的极大破坏，而且造成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一直到今天都可以说是各种严重脱离社会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不彻底清除这个“总病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进一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脱离社会的管理体制弊端。

　　二是政府如何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社会治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协调；履行政府社会治理职能，要害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我国现阶段，改善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点是要切实解决好涉及广大人民利益的民生与民主这两大问题。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与保障民主，直接关系到能否平衡社会心态、理顺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民生与管理、民生与发展、民生与民主，这几对关系在当前转型性发展关键时期尤为凸显和重要，是直接关系到社会进步与政治民主的几个基本范畴。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又是着力点；围绕民生加强和改善社会治理，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生长点，又是检验标准；而无论是围绕民生强治理，还是围绕民生促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发展人民民主；民生与民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没有民生，民主将是一句空话，没有民主，民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改善民生与发展民主的有机统一，归根到底必须切实完成变“控制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这个历史性的改革任务。

　　三是如何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社会自治组织是沟通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当前，如何将社会自治组织这种“体制外”力量纳入“体制内”，在党委、政府领导与协调下发挥独立作用，充分凝聚人民大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与新机制，是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强化，社会自治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愈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许多事情可以依靠社会自治组织去处理，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凝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就迫切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扶持和促进社会自治组织健康成长，给予社会自治组织以更加充分的信任和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五、生态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要紧紧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全面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更加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人类是大自然的宠儿。大自然不仅用自己丰厚的资源无私地养育了人类，而且以自己博大的胸怀赐予人类以力量和智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可以生存，人类理当倍加珍惜和爱护自然。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尤其进入现代社会，在“人和自然”这个重大关系问题上，人类陷入了盲目乃至麻木。“人类中心主义”曾经长期成为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了谋求发展，不惜以损害自然、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甚至长期奉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无视大自然的尊严和力量，不顾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向大自然无尽地索取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物欲膨胀、过度消费，甚至暴殄天物，极大地浪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正是在陶醉于“人定胜天”的狭隘理念和暂时成果的时候，人类遭受了来自大自然的一次又一次严厉惩罚甚至毁灭性报复。总结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正反经验，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高度，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突出的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从严格制度层面推进生态文明、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充分表明我们党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真正觉醒。

　　在如何处理“人和自然”这一核心关系问题上，人无疑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制度，首先要从约束与规范人的自身行为做起，这就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制约人的行为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一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切实提升到科学发展大局，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二是要用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促使人们珍惜资源、节约资源，对那些浪费资源、暴殄天物的行为给予制度的制约或法律的惩处。三是要用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促使人们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对那些破坏环境、损伤生态的行为给予制度的制约或法律的惩处。四是要用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规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把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和官员政绩，实行制度化乃至法律化的奖惩。总之，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对深化生态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切实推进生态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我们才能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实现真正的自觉，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系正厅级研究员、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转自《理论视野》2013年第12期）

2014年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分析

张立群

　　一、2014年:经济运行稳定在7％－8％区间，但中位点可能略有下移

　　尽管市场需求、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逐步趋稳，居民、企业、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后的环境逐步适应，但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下行压力仍然不容忽视。从三大需求方面看，一些问题仍需高度重视。

　　（一）出口增长预计仍将停留在较低水平

　　我国出口增长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适应过程，增长水平既取决于外部市场变化，也取决于自身转型升级和综合竞争力的变化。在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的支持下，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大体平稳；受美元等货币扩张的拉动，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预计大体平稳。但国内出口企业转型调整仍处于关键时期，成本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微利甚至没有利润等考验仍然比较严峻。据商务部有关部门估计，目前我国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仅在3％左右。2014年美国仍面临债务上限谈判问题；日本将提高消费税(从5％提高到8％)；欧洲债务风险及经济稳定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对中国经济预期好转，对其他方面经济预期转差的可能性较大。热钱流入增加及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抵消出口企业微薄的利润，严重影响出口积极性，进而抑制出口增长。基于这些因素分析推测，2014年出口增长总体仍将停留在较低水平，出口增长率预计在7％左右。

　　（二）消费增长基本平稳

　　我国居民消费刚性较大,2011年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为36.3％，农村居民为40.4％；在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预计消费增长将保持平稳。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预计仍处于调整状态，与2013年比较，汽车市场将转为平稳增长，房地产市场带动的家居产品销售预计也将转为平稳增长。受基数影响，治理公款消费对消费增速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消失。综合这些分析，预计2014年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实际增长11％左右。

　　（三）投资增长存在下行压力

　　从前面分析看，投资增长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主导。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分化现象。一线大城市表现为供不应求，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三、四线城市总体表现为供大于求，前几年建设的房屋销售困难，资金回收难度大。如果一线城市住房供给跟不上，则稳定房价的重点将进一步倾斜于需求管理，进而抑制一线城市买房需求的释放；三、四线城市本来就买房需求不足。综合分析，房地产市场增速将放慢，进而会引起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尽管有棚户区改造等政府建房投资支持，但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压力仍然较大。受稳定财政赤字水平、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土地财政萎缩等因素影响，预计2014年各级政府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能力将有所减弱，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有下行压力。综合这些情况，2014年投资增速趋降，预计为18％左右。

　　综合需求因素进行测算，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增长率的中位点低于2013年(7.6％)。

　　二、坚持稳中求进，加快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基础

　　基于对2014年经济走势的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相互转换。进一步增强定力，根据就业、企业效益等方面的情况，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率下限，减轻政府财政及货币政策压力；同时在财政预算方面预留必要的回旋余地，应对市场力量意外减弱，特别是外部市场意外波动导致的风险。在宏观稳定背景下，要牢牢抓住新型城镇化和过剩产能调整这两大重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快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基础，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相机向“双稳”方向调整

　　财政预算以应对可能的风险为上限确定收支、赤字等相关指标，预留必要的回旋调整空间；在实际执行中则应突出结构性减税、优化支出结构、控制财政赤字等选项，在各方面逐步适应经济增速下降的前提下，逐步稳定政府投资等相关支出的增速。货币政策应继续统筹考虑货币金融环境稳定，资金链条可维持，控制金融风险蓄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目标综合协调，并应视经济增长的情况，逐步向控制化解金融风险，推动利率市场化方向倾斜。

　　（二）加强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城镇化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一线大城市，特别是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少数大城市单兵突进，导致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以及相关就业过度向这些城市集中，使城市承载力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少整体、长远、系统考虑，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建设缺少前瞻性、欠账较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推进城镇发展模式转型，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首先要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这些问题。应以城市群为基础，在国家国土资源长远规划指导下，加快组织力量制定各城市群的整体长远发展规划，在充分征求所在地区各方面利益相关主体意见后，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批准。及时公布批准的规划方案，以及落实规划的有关安排，增强社会各方面对规划及其执行的监督。在规划指导下有步骤、高质量、先地下后地上、适度超前地推进城市群及城市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问责制，严格追究、就地追究发生质量问题项目决策者、组织领导者的责任。

　　（三）加快实现各城市群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均质化

　　导致少数大城市单兵突进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在城市发展方面缺少统筹协调。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政府配置各类资源能力相对较高，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使这些城市聚集产业和人口的能力较高，进而导致产业与人口在这些城市过度聚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以城市群为基础统一相关的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在城市群内实现大体均质的城市发展环境，引导产业、人口在城市群内合理布局。这也是解决汽车使用空间狭小、买房需求过度集中的治本之策。要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加快形成以各城市群为基础的统一行政管理体制，同时协调好相关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

　　（四）努力增加一线大城市住宅建设供地，加快引导产业、人口向二、三线城市转移

　　房价上涨压力大的一线大城市，应合理调整商业、工业建设用地，积极增加住宅建设供地，为稳定房价，保持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提供支持；在城市群整体功能提高的背景下，要积极引导产业、人口向城市群内的二、三线城市转移，扩大二、三线城市的买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在更广阔空间发展。根据房地产投资出现的波动和稳定投资的要求，对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酌情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财政应予以必要支持。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与稳定投资增速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房地产发展空间紧密结合起来。

　　（五）围绕产能过剩现象加快完善相关制度

　　产能过剩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要充分发挥产能过剩推动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制度，实现各类企业的优胜劣汰和持续的新陈代谢，不断把更优秀的企业选择出来，把落后的企业淘汰出局，这是提高企业和产业素质，增强创新能力的不竭源泉，也是推动制造业投资趋向活跃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最重要的是完善财产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决策、经营、管理失败的责任，合理规定承担责任的细则，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在多措并举化解过剩产能基础上，应更严格地执行破产制度，完善企业、个人的征信制度，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执法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对产能选择优化的能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转自《理论动态》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