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厚的长方箱体默守在历史的一隅，橙黄的原木色泛着岁月打磨后的柔光。在位于唐山市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有一对自广州辗转而来的樟木书箱。

李大钊纪念馆陈列的樟木书箱。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这对樟木书箱是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买回来的，是大钊先生促成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也是国家一级文物。”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告诉记者，当时因为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文献资料积累日多，李大钊又有购书、藏书的爱好，在广州也买了很多书籍，便专门购买了这个樟木书箱，把重要的文献资料、书籍都放在里面。

记者在展厅中看到，这两只樟木书箱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箱体木质纹理清晰，箱盖四角青铜包嵌，箱的两侧各有一只铁质提手。其中一只箱体的一角处，当年托运单上的字迹依稀可辨。

史料记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为了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在1922年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提出了统战构想。从1922年到1924年间，李大钊代表党中央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五跨长江，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日夜奔波。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也是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主席团成员。

“这对书箱不仅是革命先驱‘务实求真理’的陪伴者，也是一代伟人‘读书求真知’的见证者。”于海英说，李大钊的一生，除为革命奔走外，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埋头苦读，伏案疾书。

李大钊读书具体数量已不可考，但有资料显示，其著述400余篇，百万余字，引用国内外书刊500余种。仅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发表一篇。

李大钊博通典籍、深思好学。少年时，他的私塾先生曾这样评价：“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生性俭易，聪爽绝伦，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

李大钊纪念馆陈列的李大钊肖像照。

在李大钊纪念馆第一展厅，记者看到李大钊九岁时手抄的《重译富国策》。《重译富国策》是介绍西方富国强兵的一本书，大钊读后深受影响，并抄下了其中的洋洋万言。

于海英说，受新思想影响，李大钊少年立志，自幼便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写：“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书中自有真理在。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他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有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他表达心声：“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认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我国最早介绍和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晨钟报》、《甲寅》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周刊……一份份泛黄的报刊，一篇篇激情飞扬的文章，记录着这位革命先驱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

作为爱书之人，李大钊一生藏书非常多。英勇就义之前，他对“身后事”进行安排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宝贝”。他曾在《狱中自述》中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李大钊牺牲后，夫人赵纫兰把这对樟木书箱带回了乐亭老家，之后一直在故居存放，直到李大钊纪念馆开馆后进入展区供参观。”赵纫兰的侄孙、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告诉记者。

樟木书箱不仅能防蛀虫，而且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经年不散。而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五四”呐喊划破长空，到绞刑架上从容就义，一袭长袍，两撇黑须，在漫漫长夜里，高擎起火炬，在旧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以在中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为信仰敢于牺牲的精神，成为革命者的典范。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